《我不是药神》火了。

从昨天到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这部电影。谈的时候，眼中带光，眼中带泪。

一个很现实的故事，讲的是几位白血病患者，因为买不起进口的格列宁抗癌药物，只能去买从印度走私的仿制品抗癌药。

一系列的利益纠葛，人性挣扎，相关方博弈。能看到人性的伟大，也能看到人的卑微；能看到光，能看看到光影背后的黑暗与无奈。

很多时候，对于一个鲜活的生命来说，无奈本身，就是巨大的黑暗。

电影大家自己去看，我不剧透，记得准备好纸巾。

回归话题本身，我想谈谈“疾病”这个词。

我不知道你们对“疾病”这个词有多深的理解，我想起去年刷爆朋友圈的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一位在北京有房有车的精英中产，因为家人一场病，在ICU看到了每天耗费6万块的各类昂贵机器，被逼到卖房卖车。

他说，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才叫“疾病”。

他说，如果我病得不行了，一定不要进ICU，我宁可死去。

疾病，不仅仅是身体不适、巨大的痛苦，更意味着巨大的治疗成本，对一大家子的经济绑架。整个家庭可能因为一场病，由富裕小康直接掉进贫困，并一蹶不振。

疾病，可能改变很多人以及相关者的命运，像一场大风暴，不容分说地裹挟一切，卷进未知的轨道。

感谢《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让很多人哭的时候，也倒逼很多人去思考：如果我面临困境，我该怎么办？

希望你认真看这篇文章。

一场病压垮一个家庭

两年前，山东泰安的晴晴被检测为戈谢病，全球仅有1万患者，发病率为百万分之一，每半个月需要打一支注射用伊米苷酶。

一支药的费用为块，外加十块钱注射费。

晴晴的爸爸在外打工，一个月能挣元，注射两针就要花掉爸爸一年多的工资，两年期间，家里没买过一件衣裳。

别人说，湖北有个中医很厉害，据说可以治戈谢病，母亲带着晴晴过去了，开了一大堆的中药，吃了20多天，花了多块，没有半点用处。

为此母亲偷偷哭了好久。

家里的钱根本不够用，找亲戚借，找爱心人帮助，也还是不够，母亲就将一封封手写的信寄到省里，得到的回复都是：

“目前我省还没有出台关于把戈谢病纳入医保的政策。”

一家人看不到任何希望。

（来源：齐鲁晚报）

一名知乎网友讲过自己的经历，他们全家都是央企职工，外公外婆、大舅小舅，以及他的父亲母亲，山珍海味吃不上，但日子已算滋润。

98年，他还在读小学，外公查出鼻咽癌晚期，当地无法医治，小舅请长假带着外公四处求医，辗转东北和江浙两地，最医院。

大舅申请外调项目，只为了多拿点补点，母亲则负责后勤，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医疗费用的报销，以及申请单位的各种贷款。

一次包饺子，小舅妈吃着吃着就哭了，她说，有一年多没吃过肉了，去菜市场买菜都是趁着收摊的时候，只为了多省几块钱。

一天，外婆召集家庭议会，医生说有一种进口药，一针两千块，一周三针，疗效怎么样，还不清楚，问打还是不打？

会议开到半夜，最后决定用药。

两年后，外公去世，留下三家满满的债务，他不知道还了多久，只记得到上高中的时候仍在还钱，小舅因为经济压力，一直等到他大学的时候才敢生小孩。

后来，他母亲经常对他说，如果她老了，患了重病，她不要治疗她要安乐死……

因病致贫早算不得新闻，在全国的贫困人口中，44%的人就是因为一场病，大概有万人，这还只是年的官方数据。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说，70%贫困的就是因为疾病，一场大病能毁掉一个家庭。

据《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障研究》显示，在城市家庭，自付的医疗费用中，有8.9%需要借债才能支付，在农村，这个比例为20%。

当然，这不包括那些根本没有纳入医保体系的大病。

一个普通家庭与贫困的差距，也就隔着一场病。哪怕是有车有房的中产，一场不大不小的病也能让你捉襟见肘，在疾病面前，我们就是如此脆弱。

有种病，叫不想拖累子女

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温州有位老人叫戴金秀，70岁，育有二子一女，都有工作有家庭，普通而温馨。

老人很开朗，唱黄梅戏、跳交谊舞，时不时和朋友出去玩。去年4月，老人咳嗽不止，痰里带着血丝，医院检查，结果出来，是肺癌，晚期。

老人的世界突然就塌了一半，焦虑，晚上睡不着觉，不到一小时就醒来。

子女不知情，带着母亲去精神科，医生说有焦虑症，需要安眠药。

8月16日上午9时，老人跟女儿说，要去中山公园看戏，便一个人走了。

穿着橘红T恤，碎花小脚裤，以及黑色布鞋。到吃中饭时间，母亲没回来，女儿折回公园找，找了很久，也没发现踪影。

回到家，发现留了一封长长的“诀别书”，满满两张纸，上面写着不想拖累子女，以及她想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三个儿女开始疯狂寻找，找熟人、找朋友、找警察；找监控、找媒体，整个温州都惊动了，也没发现踪影。

8月19日上午10时30分，救援队在一处废旧的拆车场附近找到了戴金秀，面部朝上，已无生命体征。

这样的新闻太多太多，

怀柔老太不愿拖累子女勒死瘫痪丈夫后自杀、

荆州患病老太不愿拖累孝顺儿女跳湖寻短见、

湖南同村数名老人连续自杀只为不拖累子女、

安徽9旬老太跳井身亡因疾病缠绕不愿拖累儿女……

没有具体的数字可统计，到底有多少老人一生病，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能拖累子女，不能拖累家人，用一种残忍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很痛，也很现实。

更残酷的现实是，不敢病，更不敢死

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女，28岁，医院确诊为糖尿病，好几天空腹血糖15.9-16.7，有家族病史，父亲死于糖尿病。

老公在外创业，事业刚刚起步，上个月给孩子换了学区房，还有多万的贷款，确诊的第三天，弟弟结婚，问能不能借10万块钱，所有的事情在一瞬间就崩溃。

原本的女强人，回到家看到孩子就偷偷哭，不敢跟老公说，也不敢和孩子说，卡里已经没有一分钱可以借给弟弟。

以前很怕死，晚上梦到死醒来都会哭，现在不怕了，希望出门就被撞死，这样还能给家人留点钱，不想拖累家人。

但想着自己死了，房贷怎么办，女儿怎么办，老公怎么办、家里的老人怎么办，越想就越崩溃。

眼泪哗哗地就往下掉。

“小病拖、大病抗，病危等着见阎王”几乎成了我们的现实写照，不是不想治，而是不敢治、害怕治，治不起。

在疾病面前，大部分的人都无能为力，但谁也不能保证，下一个被光顾的不是你，就像《流感下的北京中年》那样。

最开始的一场感冒，到最后把一个家庭推向奔溃的边缘。

都说病来如山倒，有时候，倒的不止一个人，而是一整个家庭，在一个医疗体系根本不完善的国度里。

病，也等于恐惧、等于贫穷、等于奔溃。

在疾病面前，一个家庭为何会如此脆弱

一旦家庭成员生一场需要50万的大病，基本就可以摧毁一个家庭。目前，至少一半家庭的风险抵抗能力几乎为0，哪怕看上去你有车有房。

不理想的医保体系

之所以这么说，是想告诉你，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医保上，至少几十年内，是很难达到理想状态。

四二一的家庭结构

四个老人，两个大人，在加一个小孩，二胎开放，有可能是两个小孩，这就是现在的四二一家庭结构。

尤其是八十、九十年代出生的孩子，都开始迈入不敢病，不敢死的中年门槛。

这样的家庭结构注定是大负担、高风险的，也注定了在养老和医保不太理想的情况下，你必须攒更多的钱，来应对突发的变故。

零储蓄的财务状况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报告》显示，在中国，超过一半家庭的储蓄为零，零不仅意味着穷，也意味着风险，意味着无钱治病。

一位朋友是这样描述自己生活状态的：每月工资一发，房贷、信用卡，就得扣掉大半，剩下的，宝宝花费多少、吃饭花费多少、老婆买衣服、化妆品花费多少，左算右算还是不够。

生活的开销都不够，更别说风险应对基金了。

侥幸心理

中国保监会发布的《中国热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的通知》显示：

男性在0-72岁期间“至少罹患1种重疾”的概率为44.32%。

女性在0-78岁期间“至少患1种重疾”的概率为46.81%”。

讳疾忌医，是我们的心理传统，对不愿发生的事情，选择不去碰触，总觉得，疾病离自己很远，侥幸心理越重，准备就越不充分，风险的冲击业就越大。

病来了，所有的道理都显得苍白无力，也可能所有的努力和准备都将化作无可奈何，但不意味着只能听天由命。

我们能做的，是将伤害降到最低，不至于摔下来，连个垫子都没有。

多认识几个医生

冯唐说：“中国医疗服务市场作为整体还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市场，之后很久也不会。你三十五岁之后，需要多认识几个医生朋友，请对他们好一些。”

医院的人就知道，没熟人，一切都乱套，都不知道你下一步该怎么办。多认识几个医生，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也能让你少花很多冤枉钱。

而且请对他们好一些。

不要让一个家庭长时段处于负债或零储蓄的状态

有必要给每个家人买份保险，尤其是老人。

当然，更不要让一个家庭长期处于恶性负债中，有钱，就意味着抗风险的能力强，不至于慌乱。

做决定的人乱了，一家子就乱了。

如果习惯了先消费后还钱，最好学着节制，中国一半以上家庭零储蓄，别说是疾病，就是失业，也能让一个家庭迅速奔溃。

不想一病就穷，就不要长时间让家庭财务处于紧张状况。

遵医嘱、及早治疗

至少目前而言，遵医嘱就是最好的选择，及早治疗，能让你少花冤枉钱，至于小区周围的保健品，没有例外，都是骗人的。

坑起钱来，比病还恐怖。

不要像《流感下的北京中年》里的岳父那样：

一定要同时打开厨房窗子，南北对流通风，并且坚持不穿上衣，吹半小时，让一场致命的流感趁机而入。少信奇怪的养生，少吃奇怪的补品。

定期体检

我知道劝一个年纪大的老人去体验是有多么困难，哪怕这是一项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坏处的东西。

很多时候，打垮人类的，并不是困难，而是顽固，尤其是倔强的老人。

定期体检，能让你及时止损，不要排斥现代医学的进步，至少它让人类寿命延长了几十年。

除非是真的没钱，至少每年一次体检吧。

文字来源于国馆转载，"推进一带一路"编辑。图片来源于电影「我不是药神」剧照，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来源

网易浪潮工作室

编辑

“推进一带一路”工作室

《我不是药神》让中国观众们认识了瑞士研发的一种抗癌药物“格列宁”（它现实的名字叫做格列卫，一字之差）。

在影片中，这种药物是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唯一救命良药，然而，它近4万元一瓶的价格却让想要活命的患者吃掉了房子、吃得倾家荡产。

《我不是药神》对天价药的刻画是十分生动准确的。年1月，人民网的跨国调研发现，格列卫在中国大陆的零售价格最高，不仅高于原产国，也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价格甚至是邻国韩国的两倍。

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价格的差异，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是格列卫在大陆离奇的价格，却很难用运输成本、供求关系来解释。

作为全球最大的药品市场之一，以我们庞大的人口和患者基数，对于进口药物其实本该有更强的议价权才是。

那么，为什么进口药在我们这个购买力不怎么样的发展中国家，却走到了如今天价的地步？《我不是药神》将天价药的问题全推给“无良药企”背锅，可这真的是事实吗？

进口药的中国成本

在中国，进口药物的注册审批流程困难重重，有实力拿到进口许可证的，基本上是全球知名的巨头医药公司。

我们都知道，医药巨头公司出现在电影电视里的时候，形象基本不会太好，不是病毒泄露的源头就是幕后大坏蛋。

《我不是药神》里面，也不能免俗地勾画了一个不近人情、利欲熏心的格列宁高层人员。

然而，这种对药企“贪婪”的负面刻画，并不符合事实。

中国的进口药，基本上都是“原研”品种，来自原创研发、最早拥有专利的公司。它们的价格昂贵，首先有着最理所当然的原因：这些公司在研发药物的时候投入了巨量的资金，之后当然要从市场讨回成本。

年，美国塔夫茨大学药物发展研究中心（TuftsCSDD）的报告显示，如今，开发一种新的处方药，平均成本已经达到了26亿美元。

这些数据来自10家大型医药公司，药物的研究时间往往在10年以上；当药物通过审批后，还需要后续的3.12亿美元来研究剂量强度、配方和新的适应症等，也就是说，总成本会达到29亿美元以上。

瑞士的诺华公司从年便开始研究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分子靶向药物。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花费数十亿美元，格列卫横空出世，在年5月通过了美国药监局的审查。

做药企，又不是做慈善。药物的专利期一般是20年左右，但从拿到专利到药物上市还有一段延迟，因此，真的能让医药公司拿着专利独霸天下的时间只有十几年，如果不想血本无归，就要在这十几年的专利保护期内，抓紧把巨额的研发成本赚回来。

一款新药的目标受众可能全球也只有几百万人，如果是罕见的病，那么患者将会更少，这些研发成本分摊下来，价格昂贵是无可奈何的事。大多数人都能理解这个事实。如果遏制药企追逐利润的动机，患者根本就见不到这些药的问世。

但是，进口原研药成本高，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它们卖得要比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还要贵。

在中国，一盒格列卫价格几乎是美国的两倍。

事实上，我们能够买到的进口药，还有第二份中国专属的研发成本。

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进口药物即使已经在国外安全上市了多年，但如果想要进入中国，必须重新进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是一个烧钱的事，需要收集大量临床数据，动辄耗时三五年。

根据年北京大陆药业公司披露的数据，在中国进行三期临床试验的成本大约是-万美元，而在多数国家，进口药物是不需要重新进行临床实验的。

不少国家为了节约成本、缩短研发时间，直接将美国药监局批准的药拿来就用，而中国并不承认美国药监局的数据。

另外，早在年，美国、欧盟和日本就牵头成立了“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ICH）”，旨在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标准，从而共享数据、降低药物研发的成本。

而这个组织，中国药监局去年才加入，想要达到规范技术标准、节约研发成本的效果，还有至少5-10年的时间要努力。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近十年来，全球15家最大的跨国医药集团需要持续在中国投入庞大的科研支出，每年的增幅就达22.5%。

这些多出来的科研投入、行政支出，势必最终要病床上的中国患者来买单。

层层加价

药物研发、审批完毕，钱花了一大堆，但离在临床上与病人相遇，还有漫长的道路。

年人民日报的调查报道发现，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在大陆要卖元，而香港药房的最低报价约合人民币元，一江之隔，每盒药价格相差近一万元。

同年9月7日，在北大卫生经济论坛上，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解释了为什么大陆80%的进口原研药价格会高于香港：

“香港没有5%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没有15%的医院加价，流转费用也不会达到20%多。”

一直以来，大陆对绝大部分进口药物收取5%左右的关税。今年4月23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5月1日起，28种进口药实行零关税政策。

《我不是药神》的结尾字幕，也十分骄傲地向观众宣布这则好消息。

然而，零关税政策远远谈不上是圆满的结局。5%的免税政策，对于那些挣扎在生存和贫困里的患者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因为进口药来到中国，可不止征收这一份税。

根据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EFPIA）年公布的数据，多数受调查的欧洲国家都对药品实行了免收或少收增值税的政策。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药物增值税为0%，而中国对药品征收的增值税一分不少，和普通商品一样都是17%。

去年7月1日，全国开始实行药物零加成政策，医院约定俗成的15%药物加价。但这个政策影响的，医院采购的国产药物，而非进口药。

许医院内部的自费药房，而自费药房不受“零加成政策”约束，可以保持15%的加价。

也就是说，进口药将更显著地成为医疗机构的盈利产品，医院的“药占比（药费占总医疗费用的比值）”考核体系，医生更偏好为病人开具进口药的处方。因此，在药物零加成政策施行后，进口药的市场占比甚至出现了逆势增长的趋势。

以上还都是透明的合法加价，从出厂到抵达患者手中，药物的流通，还需要巨大的灰色成本。年8月7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披露，辉瑞制药公司在包括中国在内的8个国家里，向当地部门及医生等人员行贿。最终辉瑞向美国缴纳了万美元罚金。

无独有偶，辉瑞后，英国葛兰素史克、法国赛诺菲也相继在中国爆出了行贿丑闻。

年，英国葛兰素史克被立案侦查的高管梁宏估计，药企运营在药价中所占的比重高达20%到30%，至于“上下打点”的成本占到多少，虽然没有精确数字，但占比非常之大。

“注册方面要和药监总局打交道，药价上要和国家发改委打交道，进医保要和劳社部打交道，进医院要医院的院长、药剂科主任打交道。”年9月湖南，葛兰素史克贿赂案宣判，这家企业收到了30亿元人民币的创纪录罚单。

进口药的超国民待遇

在《我不是药神》中，出现了这样的情节：大量绝望又愤怒的病人集结在格列宁中国公司的门口，向高层抗议药价过高。而高层则不慌不忙地回复说，定价是合理合法的。

要想知道进口药为什么会这么贵，我们必须明白进口药的价格是怎么样定的、上面说到的巨额成本，是怎么分摊到患者头上的。

年，国家发改委颁布了《药品政府定价办法》，规定“原研药”可以给予单独定价权。这是什么意思呢？国产药物通常有政府指导价，但是进口药中占大多数的“原研药”的价格，是由医药公司自己定的。

处于专利保护期内的原研药可以自主定价，这是全球通行的规矩。然而，在中国，这个单独定价权还有一个优越之处：

即使原研药20年的专利保护期过了，医药公司依然可以享受单独定价的优惠政策，不需要遵循政府的指导定价。

这就是业内光被人诟病的进口药的所谓“超国民待遇”。

药品不是普通商品，患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反倒更像是刀板上的鱼肉、待宰的羔羊。这时候，无论哪个国家，一般政府都会出面适当管制药品价格，防止医药公司将患者当成勒索对象。

专利权过期之后，国产品种和进口品种的地位本该相同，都应该服从政府的价格管制。然而，在这个环节，政府却对进口医药公司保持了纵容的态度。国产品种会被拼命压价，而进口药则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开出高价钱。

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专利期过了之后，原研药会失去原先的特权，导致价格的大幅下降。

而且在中国，进口原研药有着“凭本事卖的药，凭什么降价”的底气。它们在药效、药品采购招标、药品的使用各个环节都有优势或能得到优待，同时缺乏竞争对手，不需要靠降价就可以占据市场，那它们当然不用考虑降价。

年后，陆续出现了几家仿制格列卫的国内厂家，但业内观点认为，国产的仿制药药效并不乐观，有些甚至是安全的无效药。涉及仿制药安全和有效性的审评标准过低，因此，仿制药很难对进口原研药带来价格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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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各地卫生系统药品的统一招标规程上，有时候会对进口药进行单独招标，有时候会要求中标药品中必须有一种国产药和一种进口药。这样，进口药就无需为了中标而压低价格。

另外，在药品的使用上，大部分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执行了《处方管理规定》中的“一品两规”，也就是说，同一种药物，只使用两个厂家的产品。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就会变成一个国产品种和一个进口品种。国内的药厂有多个，竞争激烈，而进口药物缺乏竞争，等于保证了自己的销路。

在进口原研药保持高价格的同时，有不少国产药由于指导定价太低而消亡。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年的他巴唑事件：这种治疗甲亢的基础用药，一瓶片，可以吃一两个月，定价只要1.8元。听起来很好，但极端的价格压缩，导致没有利润甚至亏本，于是企业放弃生产、医院不愿开药。

结果，国产他巴唑四处断货无处可寻，病人只能去买贵30多倍的进口他巴唑。

年，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发现，全国共存在种廉价药物的短缺现象，这些多数是医疗机构大量使用的常用药，比如西地兰注射液、去氧肾上腺素注射液等，如果供应不上，患者只能选择进口药替代。

无论是考虑剧情还是尺度问题，《我不是药神》只给大家指了一个人人可以骂的简易靶子——药企，于是，大家都忙着讨论药物的专利权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作恶；但或许，在天价进口药层层加价的诞生过程里，与那些吸血的中间人、监管漏洞及违法行径相比，专利权是最清白无瑕的一个环节了。

相关链接

（此段为不是官话编辑所加）

今年两会之后的总理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抗癌药品进口税率力争降到零税率”的承诺。

4月10日下午，李克强去考察了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这是瑞士罗氏制药公司的药品及诊断产品生产基地，在中国跨国制药公司中肿瘤领域排名第一。

他对这家外企负责人说：我们可以将一些药品纳入医保报销目录，采取政府采购等方式，希望罗氏制药生产的抗癌药等重大疾病药品价格能够更加优惠公道一些。

两天之后，4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从年5月1日起，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使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零关税。

救命药卖出高价的第一个问题解决了，还有第二个。

时隔两个月，李克强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新要求：

抗癌药是救命药，不能税降了价不降。我们已经对抗癌药实施了零关税，下一步主要是要严防中间环节层层加价。李克强要求，新一届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切实把抗癌药价格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