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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听vol.2
王娟：人生充满偶然，要学会接受它
关于职业选择
老师本、硕都是学的商科，为什么会在工作五年后选择重新读博？为什么博士转到了民族社会学？什么促使老师实现了这步转变？
这个问题我可能回答了一千遍了（哈哈哈）。我是年开始读本科的，在南开大学。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时候并不太了解高等教育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大学的这些专业究竟是学什么的，所以在报志愿的时候是非常盲目的。我是文科生，对未来的职业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那学什么呢？虽然像历史、中文这类专业在高中阶段是主科，也会投入比较多的精力，但当时就觉得，这种专业以后怎么能找得到工作呢？这是当时社会上很普遍的看法。而经济管理类是比较热门的，当时流行所谓的“国”字头的专业，就是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我当时报的专业叫“国际企业管理”，其实“国际”这个修饰语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是企业管理系。我就是这样在对专业并不了解的情况下，进入了商科。进入这个专业之后，和每一个刚上大学的同学一样，初始都会有迷茫。在开学典礼上，老师说我们这个专业的职业前景是要成为职业经理人，成为CEO。这怎么可能呢？哪有那么多CEO啊？
但是，随着专业课的学习，我慢慢地还是建立起了对这个学科的认知和认可。每个专业都会塑造学生思考问题的方式，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就挺喜欢自己的专业了，觉得虽然不能成为CEO，做个小白领也是不错的，而且对管理学的一些问题也蛮有兴趣的。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本科毕业实在没办法直接去工作，也不想去工作，所以考研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我当时选择读研的原因可能和现在咱们很多同学是一样的，并不是因为有学术理想，单纯只是不想离开校园。我本科毕业是在年，那时可能北大本科生的主流是出国，但在南开主流是考研，所以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加入了考研的大军，然后就考到了北大。
那时对研究生生活的想象就是可以跟着导师做一些项目，这样能够增加一些实践的经验，也搭建一条以后进入业界的渠道。但读研之后发现并不是这样。事实上，我对学术研究的兴趣是在研究生阶段培养的，或者说是在读研的时候，才知道了“学术研究”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光华是比较早就开始引进“海归”博士的，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中，几位年轻的老师都是刚刚从北美的商学院拿到博士学位的，其中有一位还在最好的管理学英文期刊上发表了文章。这些老师和院里原来的老师的风格很不同，他们对我们这些“普硕”（就是今天的“学硕”）的学位的定性是researchdegree，以区别于MBA。这些老师与国内业界的联系不多，也没兴趣参与企业管理咨询一类的项目。结果，就是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下，我的研究生生活实际上是在每天读paper、写paper中度过的。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到学术研究。（至少是某一种类型的“学术研究”）
那时我就挺喜欢老师们的这种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而且感觉自己也做得来这个事情。但在毕业的时候，我并没有选择读博。当时系里有不少“直博”的名额，但我们这一级的13个同学，没有一个人报名。现在我也做老师了，回头想想，我们的选择会让那些把我们引入学术之门的老师很失望吧。但这里其实有一个矛盾，因为当时我们被赋予的学术理想是完全美国式的，所以如果我接受了这个理想，想要在这条路上有所作为，就一定会选择出国读博。后来我的一个同学去了欧洲的一所挺好的商学院学经济学，现在也在那边拿到了教职，还成了知乎上的一个大V。
我当时虽然已经产生了对学术研究的兴趣，但一方面不想继续在本院读，另一方面学了这么多年管理学，还是挺想到“江湖”上去闯荡一番的，所以就去工作了，当时是进了上海的一家证券公司。经过了研究生阶段的缓冲，这时对职场已经不抗拒了，而且还有一点小期待。
但没想到的是，从工作开始，我的人生就步入了一段漫长的低谷。这个“低谷”并不是像失业、生病这类很具象的事情，而是完全心理性的。在学校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干一行爱一行的人，因为我不偏科，即使是一些相对枯燥的科目，只要投入了精力去学习，就都还觉得有兴趣。但工作之后，情况完全变了。我竟然一点都不喜欢工作，而且这个不喜欢并不是因为它的内容枯燥或者艰难，而是我感受不到做这个工作的意义。当时的感觉就是，有我还是没我，对公司的业绩根本没影响，公司的项目成或不成，对这个世界来说也没有差别。那我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情呢？我每天的状态就是一边在加班写方案，一边在思考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方案。
这个状态当然是不对的，我也试图分析了原因。最开始我想可能是这样两个原因：一是在上海工作，同学、朋友很少，没有亲近的人交流，不开心，就导致对工作提不起兴趣；二是我原来的专业是管理学，对金融、证券一类的业务不熟悉，也没有职业信仰。所以一年后我就换了一份工作，回到了北京，在一家地产咨询公司做咨询顾问。虽然状态比之前好了很多，但并不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工作的意义，而只是经过了这一年的折腾，心态上稳定了一些。我依然无法燃起对工作的热情。这倒不是说我的工作业绩不好，虽然只用了三分之一的精力，但我还是评上了年度优秀员工，可见工作比写论文容易多了。
不同的人对工作的要求和期待是不同的，我可能就是一个特别需要“意义”的人，感受不到“意义”，我就做不下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份工作还解构了我经过六年的管理学专业训练所建立起来的“专业信仰”。在我的“专业信仰”中，管理学是一门科学。在大一时上的第一门课上，老师就说我们的很多决策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而管理学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通过全面掌握信息、层层分解目标，以严格的逻辑演绎，最终做出最优决策的（至少也是较优决策）。但工作之后，我发现真实的企业并不是这样运行的。可能我的说法有点夸张，但决策真的是一件“拍脑袋”的事，这并不是说“拍”之前没有分析和思考，而是说在“逻辑分析”与最终的“决策”之间，总是要经过一次“跳跃”。而这一“跳”，千差万别。面对同样的市场、同样的信息，不同的企业做出了不同的决策，想要总结出这个规律，可能还不如好好分析一下每个处于决策点上的“人”。
其实我对管理学的这个“解构”已经非常“社会学”了，不过当时肯定没有想到这么远，只是对这个学科的“专业信仰”不那么坚定了，所以后来决定要读博的时候，就不想再继续读管理学了。
为什么转到了社会学呢？实话实说，我自己也很不解。我很想讲出一个名人传记中经常出现的情节，比如我读了一本改变我人生的书，或者遇到了一个改变我人生的人，总之就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但事实上并没有，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能说那时的日常读物中，社科方面的书比较多，但也不是社会学经典，就是那类半畅销半学术的书。我都不能回忆起来“社会学”这个概念是如何进入到我的思维当中的，但我的确记得在年上半年的时候（也就是才刚刚工作不到一年），我就和身边的同事说起过我以后想去读社会学博士的想法。所以现在我只能以神秘主义的方式来解释这件事：可能人类社会就是神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在我这里出了一个bug，于是我的眼前就突然跳出了“社会学”这个词。
如果再讲到民族社会学，就可以把这个宿命论的解释往前再推一步了。我是在仅对社会学怀有一种模糊憧憬的情况下就来报考社会学系的博士了，当时对社会学的各分支学科的了解基本上是凭想象的。博士报名要填导师嘛，我就打开了社会学系的网站，看每个导师的简历。马戎老师是一位“老海归”，由于我在之前的硕士阶段，对美国式的学术研究模式还是很认可的，所以马老师的简历对我很有吸引力。另外，北大每年有十佳教师评选，那一年社会学系推荐的就是马戎老师，当时正好出了一篇对马老师的专访。在这篇专访里，马老师讲到，他有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民族，一个是教育，他带的博士生中，一部分是做民族问题研究，一部分是做教育问题研究。当时我对民族问题并没有什么想法，但对教育问题很感兴趣，于是我就给马老师写了一封邮件，说明了我的情况，问他我能不能报考他的博士生，做教育方面的研究。马老师给我回邮件说可以，这样我就报名了。
但入学之后我才逐渐了解到，师门中做“教育社会学”的师兄师姐都陆续毕业了，而最近那几年，马老师的研究重心已经完全放在“民族社会学”方向上了。当时师门在读的学生，从博士到硕士，全部都是做“民族社会学”方向的，马老师也希望我改做“民族社会学”。再加上师门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经常听他们讲自己的经历，自然而然地就对民族问题产生了经验感，于是就转到了这个方向。
所以你们问“什么促使我实现了这步转变”，我只能说“命运使然”。人生是充满偶然性的，我们的人生之路，就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造就的。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嘛，而且从我的经历来看，“天”也不是坏人。
当然，也不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一点主观能动性都没发挥。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提炼我自认为最重要的优点，你们可能想不到，我会说是“勇敢”。每个人都有优点、有缺点，我最欣赏的自己的品质是勇敢。这也是这几年在和许多大四的同学接触后，我最伤怀的一点。每年的保研季，许多同学把目标定在了“不失学就行”，为了规避风险，而选择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我理解大家面临的压力，但还是不愿意看到，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在北大四年后，变得患得患失，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勇气。
我辞职读博的时候已经三十岁了，那时身边没有人支持我做这件事情，我也不是没有想过以后可能找不到工作。但如果不敢去尝试，命运想帮你一把都没有机会。
有一句话我对好几位同学说过：作为成年人，从现在起，你的每个选择都很重要，需要慎重考虑，但同时，每个选择也都没那么重要，它只是你的人生中无数次选择中的一个。选对了还是选错了，选好了还是选坏了，对你的未来，会有影响，但远没有到盖棺定论的程度。甚至很多选择，根本无法判断对错好坏。人生不是按照剧本展开的，要学会接受“不确定性”，这是成长最重要的一环。
有很多同学都想知道您对现在的大学生的职业选择有没有什么建议？
关于职业选择，如果你有一个很喜欢的行业，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一个人有一件喜欢的事，还能和工作结合起来，是很不容易的，要珍惜。如果没有特别钟情的行业，那就看行业前景吧。落实到最具体的问题上，我觉得就是三点。第一，这个工作的内容你要不讨厌，“喜欢”是个过高的目标，很难实现的，所以只要“不讨厌”就行了。第二，与这个职业相关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你能够接受。第三，在任何一个行业，你最终进入的都是一个具体的组织，它是一个由数量有限的人构成的微观氛围。如果你觉得这个氛围比较好，你在里面比较舒适，那就可以干一干。每一种职业、每一个职位都是多面的，其中必然会包含你喜欢的因素，也有你不喜欢的因素。自己要判断，喜欢的这个部分占的比例能不能压过不喜欢的部分，如果能，我觉得就可以了，至少可以试一试。
在社会学系的老师中，我可能是最愿意鼓励同学们走出社会学、进入各行各业的。怎么可能所有人都读研、读博，都来做学术？在这个前提下，我就更鼓励大家在这四年里要好好地学习社会学。该读的书尽量去读，该做的调查尽量去做，适当地“卷一卷”也不是坏事。只要投入了，就一定会有收获，它不是显性的，但在以后的人生中，在各个行业中，会慢慢显现出来。
对于立志“以学术为业”在高校任教的同学有什么建议？
关于这个问题，我先劝退一下吧。如果是本科同学，不用这么早就“立志”，先把目前该做的事都做好，一步一步来。要先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以学术为业”，以及是不是适合“以学术为业”。
如果学术界生态健康一点，我本来会建议大家在本科或硕士毕业后，先去工作几年，不管是到政府部门，还是进入商业企业，或者自己创业。然后真的“有志”，再回到学校。这就是一个自我筛选的过程。一般来说，经过了二次选择，你在写不出博士论文的时候，就不容易产生“我当年要是去工作就好了”的想法了。同时，亲身在江湖里游过一圈，社会感受力会增强。但是，现实是目前的学术界生态一点都不健康，越来越逼迫学生从本科不间断地读到博士，甚至直博。其实对社科、人文学科来说，直博的效果并不好。
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先自我筛选一下，“以学术为业”并不比“以赚钱为业”更高尚，关键还是要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对于已经“立志”的同学，我有什么建议？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改一下，毕竟我个人的经历并不具有借鉴意义，所以还不如来讲讲作为“学者”的一些感受。
先说好的一面。这可以和我以前的工作做对比。我以前在公司里工作，每天做的事就是写方案。在第一家公司，是给目标客户或潜在客户写融资方案。在第二家公司，是给客户的地产项目写咨询报告。而作为学者，我主要的工作是写论文。那么，这两种工作有什么差别呢？不管是融资方案，还是咨询报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写之前，就已经有结论了。这样，我的工作其实就是要有理有据、图文并茂地得出这个结论。这是一种封闭的、自我剪裁的思维方式。
而做研究，然后以论文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原则上，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在开始从事这个研究之前，我是没有结论的。我可能有一个模糊的猜想，但是随着搜集资料、分析资料，这个猜想很可能会被推翻，或至少会转向。我有一篇正在评审中的论文，最初的想法三年前就有了，两年半前我就在一个内部的会上讲了论文的设想，结果到今年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和原来的框架、内容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这个漫长的过程，对于要拼论文数量的青年教师来说是灾难性的，但这其实才是一个学者最奢侈的享受，就是你可以开放地、不设限地思考一个问题，你的研究可以自己获得生命，把你带向未知的领域。
当然，从负面来说，这种工作状态是很累的。这不是说工作时长、工作强度，而是说会常年处在一种因无知而恐慌的状态中。你的研究问题可能源自一个熟悉的领域，但走着走着就进入了一个不熟悉的领域。作为学生的时候，知识的海洋令人沉醉，但对于不再有导师的学者来说，这个海洋常常令人窒息。
所以，对于立志“以学术为业”的同学，如果你想清楚了，就趁着还有导师的时候，打好基础吧。
有关本科教育
老师认为本科教育是以什么为导向的，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代经历一段“以本身为目的”的教育？
在本科教育的目标中，当然包含有人格养成的部分，这也是这么多年强调通识教育的原因。但同时不可否认，本科教育是要担负起青年人逐渐脱离学生的身份、进入社会的桥梁的角色。这并不是说作为“学生”和以后作为“社会人”在行为模式上有多大的差异，而是想要指出，学生是处在一种“专门学习”的状态。在高中及以前，大家是在一种“完全指导”的状态下学习的。而离开学校进入职场之后，就将要进入一种“无指导”的“自我学习”的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本科教育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是在“有限指导”下培养大家的“自我学习”的能力。所以，在本科阶段，同学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自己是成年人了，需要为人生做出一些规划了。当然，不要把“规划”这个词理解得很狭隘，刚才还在说“人算不如天算”。重要的是要有意识地了解自己，要知道我想要的人生是什么样的。
这个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是很难的。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生？这是在探索不同道路的过程中逐渐才能知道的。我所说的“规划”也包含了去探索和尝试不同的道路，至少要思考这个问题。
有关学术研究
刚刚老师提到了，您是很偶然地进入到民族社会学这个研究领域的，那在刚进入的时候，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有哪些？是如何克服的？
困难就是什么都不懂啊！其实“困难”都是一步一步地出现的，而不是刚进入的时候有困难，克服了就没有了。相反，往往是刚进入一个领域，被新奇感所驱动，想到的困难其实都比较肤浅。但是，随着真的开始在这个领域做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或拓展，困难就会越来越多。没有什么固定的方法来克服困难，就是前面提到的“学者的方法”，进入了未知的领域，就努力学习，逐渐从完全无知，到知道一点，再到知道更多一点。
就民族社会学来说。我是汉族，家乡在东北，在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没有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特殊经历。当然，这也算不得困难。
二年级的时候，马戎老师就把“康区”这个研究题目甩给了我。当时我对这个地区毫无了解，于是就开始到处找书，先补充常识，再读相关的研究，建立问题意识和知识框架。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搜集资料，了解有哪些资料，都在哪里；去历史学系听课，多多少少提高一点自己的历史学修养；去田野踩点，确定既有的想法有资料可做。
其实我对自己的博士论文并不满意，但它代表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在这个阶段，我就是达到了这个水平，这是个真实的记录。并且，它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基础，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兴趣点。
如果要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面做出一些科研成果，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如果已经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做研究，那么，想取得成果，其实就只需要一件事：持之以恒。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从小学到大学，大家似乎都更喜欢被别人夸奖聪明，而不喜欢被夸奖勤奋，别人夸奖我勤奋，好像就说明我不太聪明。所以高考状元都喜欢说“我天天都在打游戏，从来不学习”。这样的“聪明”或许可以支撑到高考，但学术研究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尤其是在社科和人文领域，需要的是长期的积累、持续的投入。勤奋——持续的勤奋——是远比“聪明”更重要的品质。所以，大家不必总想显示我有很多思想的火花，火花可能的确代表你的思维很活跃，但它距离变成火苗还远着呢！要想成为一个好的学者，可能每天都去砍些柴更重要。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段印象深刻的田野经历？
有一个故事我给很多人讲过。年的暑假，我和一个硕士生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做调研。他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凉山彝族社会的家支体系变迁的问题，我虽然并没有做相关研究，但一直想去大凉山转一转，所以就在那年暑假和他一起去了。
当时是在昭觉县城，我们约了一位“德古”做访谈。“德古”就是民间调解人，如果两个家支之间发生了纠纷，一般就会请“德古”来调解。我们要访谈的这位“德古”，是昭觉县政府的一位退休的公务员，差不多70岁，是我们之前在西昌访谈过的一位党校老师帮忙介绍的。
访谈约在了一个茶馆里，这位德古还找了另外几位德古一起过来，都是差不多年纪的叔叔。我们就一起喝茶、聊天。到中午的时候，访谈差不多结束了，我说想请几位叔叔吃饭，结果他们都不吃，说家就在附近，回家吃，就都走了。这样就只剩下最初我们联系的那位德古，他就问我们：“要不要去我家耍耍？”我们学社会学的，怎么会放弃去人家家里看一看的机会呢，立刻就说“好呀好呀！”。
在去到凉山之前，我们都读过关于当地文化的书，所以是了解凉山彝家的待客之道的，但当时真的是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而且这位叔叔是退休公务员，我们也没把他当作传统的彝族人，再加上当时是在县城里，又不是到了村里面，所以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没想就去了。到了他家里，他的妻子、儿媳妇以及三岁左右的小孙子在家。我们既然是中午去人家家里，肯定就是去吃午饭的。他让他儿媳妇陪我们说话，然后就和老伴出去街上买菜了。结果，过了一会儿，这老两口回来了，买回来一只小猪和一只大鸡！活的！
在凉山彝族的传统中，招待客人菜板上是一定要见血的。最尊贵的客人来会杀牛，其次是羊，再次是猪（都是小猪，不养大），最差也要杀鸡。在传统上，这里养的牛、羊、猪、鸡都是为仪式性消费准备的，不是日常食用的。为了招待我们，这位德古叔叔宰了一只小猪和一只大鸡，还说没能给我们宰只羊，很不周到。我们当然非常不好意思，那只小猪当时在市场上可能要卖七八百块钱，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也没有办法，只好享用了这一盆坨坨肉和一盆坨坨鸡。从德古叔叔家出来之后，为了做一点补救，我们俩又跑去当地的童装店给他的小孙子买了两套衣服，但也只能是略表心意，在价值上肯定是补不回来的。
关于小猪的这个故事我给很多人讲过，这里不想再做进一步的分析了，它本身已经足够令人震动了。如果说它可以带给同学们的启示，我想就是：一定要去田野！我们不可能仅通过读书去理解一种文化、一个社会。在田野中，那些书中描述的人和故事都会活起来。
女性青年学者身份有没有给您带来一些影响，比如帮助或者阻力？
作为女性社会学家，打交道的群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其他社会学家，这当然主要还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圈子。在这里面，总体来说，并没有显性的性别差异。虽然可能对女性学者来说，因为人数少，建立友谊要比男性学者困难一些，但单就学术研究来说，性别带来的影响并不明显，不管是帮助还是阻力都不明显。另一个就是田野。进入田野，只有很少量的研究主题会使你的访谈对象以女性为主，在大部分研究中，访谈对象基本都是男性。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身份会同时带来帮助和阻力。帮助就是男性访谈对象可能会对女性研究者更客气一点，有时候青年女性还可能受到一点优待。当然这个事情是有反面的，你要控制好与访谈对象的私人友谊的程度，这是每个人要在具体的环境中去把握的，没有一定之规。
面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时，是将他们视为“与我不同”的人，去探究那些“独特”，还是视为“与我相同”的人，去理解“人”所共有共通之处？——这是当初写在《达瓦的故事》结尾的一个困惑。时隔多年，可以请您分享关于这个困惑的一些想法吗？
如果从理论上来讨论，我觉得这个困惑是解决不了的。现在，我在进入田野的时候，首先还是会把对方视作和我相同的人。社会学讲“理解”，如何理解呢？只能通过我去理解。所以最初我只能假设我和我的研究对象有类似的世界观、价值观，从我的观念出发，去理解他/她做的事情。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自然地发现，他/她做的一些事情，或者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跟我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再进一步去分析这个不一样的源头是什么。是文化背景、世界观、价值观层面的差异？是所处的社会位置的差异？还是只是个体的人格特点的差异？这算是我目前的一个权宜性的解决方案吧。
现场同学提问
我们在去做一个比较长期的田野的时候，在进入之前要不要有一些预设?
我的建议是，不要带着理论预设，但要有问题。这学期我参与了咱们系新开的一门本科生的小班课，《田野调查实践》，一个班10个学生、3个老师。这个课上讨论了好几次这个问题，后来同学们总结了几个比喻，很形象。第一个比喻是“探照灯”，这是一位同学在评议某一本书时提出的，他说作者是拿着“探照灯”进入田野的。这其实是个批评，意思是说作者带有过强的理论预设，或者说研究的目标就是要和既有的理论进行对话。为什么把理论预设比喻成“探照灯”呢？因为它的光特别强，一旦打开探照灯，除了它照射到的地方，周围就是黑的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本来周围没有那么黑，是可以看见的，但开了探照灯，周围就看不见了，这正是理论预设可能对田野调查造成的伤害。第二个比喻是“摄像头”。那是不是我们进入田野，就像一个摄像头一样，没有预设，没有倾向，对所有现象“一视同仁”，看到什么就记录什么？这样也不行，因为什么都看到了，其实就是什么都没看到。进入田野，还是要自带光源的。这个光源大概类似于一个“手电筒”。这就是第三个比喻，它是会主动发光去照亮研究对象的，但这个光相对柔和，在照亮一朵花的同时，不会让周围的花都隐没，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各朵花之间的关系。这个“手电筒”一样的光源就是指我们的研究问题。
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