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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停歇的“科研候鸟”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

唐崇惕教授

“

承风秉志越重嶂，为国为民勇担当；

耄耋之年习不辍，诲人不倦著华章。

”点击阅读原文，观看微视频作品唐崇惕，我国著名寄生动物学家，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崇惕院士曾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国家教委第一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寄生虫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教委科技委生物学科组成员，现任“动物学报”、“寄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及“中国寄生虫病与寄生虫学杂志”等刊物编委。自年至年获各类科技奖13项，其中国家科学大会科学奖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二项、四等奖一项，部、省级一等奖两项，部、省级二等奖五项，三等奖二项。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年获福建省五一奖章和省“三八”红旗手称号;年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年获全国师德先进个人称号等。

唐崇惕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作实验

唐崇惕院士长期致力于与人类健康、经济动植物和经济贝类生产密切相关的重要寄生虫病害的研究工作，研究各类寄生虫的发育规律、生活史、流行病学和防治措施，为人类的健康和农、牧、渔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年代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先生的长孙李成义先生（前中）在校领导陪同下亲切地参观了唐崇惕（右1）的实验室

年唐崇惕受日本国家科学促进会的邀请到日本几所大学讲学访问三个月，时在北海道医科大学基础部

“年轻真好呀，我也想一觉醒来，回到二十几岁呢”眼前这位90岁高龄的老人正看着围绕在身旁的学生记者，亲切和善地笑着。虽已是耄耋之年，唐崇惕院士仍是声音洪亮，富有活力，讲起以往的科研经历，目光如炬，充满着无限的激情。也正是这种对科研的高度激情和专注，为国奉献的使命担当，使得她能在几十年岁月里迎难而上，于广阔的贫瘠土地里探索真理，于未知的领域中披荆斩棘，为国家的寄生虫病治理鞠躬尽瘁，为寄生虫学的人才培养倾注心血。如此赫赫之功，她仍是虚怀若谷，宁静淡泊，只一句“我热爱的是科研，不是背后的身份”，就足以描摹出唐崇惕院士的人生信条。

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科学研究的初心

为国人的健康作贡献

唐崇惕院士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家里至今仍收藏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中医典籍。她的祖父留下家训：“当思年富家贫，全凭才学，学若无成，何以立此竞争时代”，这句祖训铸就了唐家刻苦求学的精神。她的祖父悬壶济世，在霍乱爆发的年代，因治疗患者不幸被传染而去世。祖父离去的噩耗丝毫没有阻止他们治病救人的脚步，反而加深了唐家对为国人的健康做贡献的执念。唐崇惕的父亲唐仲璋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恪守着这颗科研初心，唐崇惕大学选择生物系，在父亲唐仲璋带领下和几位同学深入血吸虫病、丝虫病病区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大学毕业后又成为华东师大生物系著名动物学家张作人教授的助手，开展原生动物与各类无脊椎动物精细解剖工作，打下坚实的技能基础。此后，再次回到父亲身边，成为他的助手和继续进行血吸虫类及其他寄生虫病问题合作攻坚者。

唐仲璋逝世前一个月与女儿（年6月21日）

谈起为什么会选择做寄生虫方面的研究，唐崇惕院士说：“除了家父的影响外，更多的是当时的中国的确笼罩在寄生虫病的阴霾里，我们做科研不为人类健康着想，那就失去意义了！”唐崇惕院士每谈起做科研，口中都不离“为国人健康作奉献”这句话，这也是她在崎岖的科研道路中坚持不懈的最大动力。新中国成立前后，以血吸虫病为代表的地方病猖獗一时，毛泽东曾作诗《送瘟神》来表现血吸虫病的恶劣危害：“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流行病区往往卫生条件差，人们的生活条件贫苦，而横亘在这些虫害疾病前面的，还有拮据的实验条件，和排查疑难问题的种种困难，而面对这些困难时，唐崇惕没有被吓到，而是迎难而上。在当时，唐崇惕经常下乡，有时候，一方祠堂的戏台，摆上简陋的显微镜，就成了她的“实验室”。若不是这般“以实验室为家，以家为实验室”的精诚所至，又如何有60多年来在寄生虫学研究上的登峰造极。

年唐仲璋教授（后中）带领学生何毅勋（二排右1）、熊光华（二排右2）、唐崇惕（后右1）、张天祺（前中）等下乡进行丝虫病流行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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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唐崇惕在山西安泽山区进行羊群寄生虫病害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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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学者的信条

历经磨难，方得始终

六十多载的荏苒光阴，唐崇惕院士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与其父唐仲璋教授合著多万字的《人畜线虫学》及多万字的《中国吸虫学》，并参与其他专家的《人体寄生虫学》、《热带医学》等著作的编辑工作。累累硕果，一时都难以述尽。在早期艰苦的条件下，她不辞劳苦，带着简陋的显微镜、解剖器材，靠两条腿踏遍寄生虫病流行的穷乡僻壤，一年中有半年多在四处奔波，由东海之滨、江南水乡到关外的大兴安岭南北麓、内蒙古大草原，从青海高原到天山牧场和伊犁河畔，从山西黄土高原、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到山东黄河之滨都留下了她的身影，被门下的研究生戏称为“科研候鸟”。每一次重大课题的野外调查和实验室内人工感染试验都留下了成千上万的标本。早期研究一种以蚂蚁为传播媒介的寄生虫病时，由于蚂蚁为具社会性的动物，难以人工饲养和感染，她自制专门养群居蚂蚁的小玻璃房，才把此项研究成功完成。其在科研上的痴狂和智慧，周围的同事和前辈皆有目共睹，都给予赞赏。

与学生在西洞庭湖

而在物质条件极大改善的今天，唐崇惕院士依旧衣不求华，食不厌疏，她的实验室里，至今还摆着父亲留下来的旧书桌和橱柜。生活俭朴的她，却毫不“节约”在科研上的心力，她如今已是九十岁高龄，但仍坚持每年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实验室去工作。多年以来，她在寄生虫的整体生物学和生态学上已有很高的造诣，却仍锐意进取，孜孜不倦地学习，“创新”二字，是唐崇惕院士科研的准绳，从青年到如今，她的科研思想紧跟着时代的推进和国家的号召，近些年来，唐崇惕院士致力于研究人体血吸虫病病原和媒介钉螺的生物控制，因她发现虽然人兽共患的胰脏吸虫和双腔肝吸虫的贝类中间宿主都是陆地螺，但在此两种吸虫病同在的流行区对成千上万的陆地螺的检查中，没有两种寄生虫幼虫期同时存在的情况，这一现象启发她引用到了对人体血吸虫病生物控制的研究中，实验成功可以用一种无害的吸虫为材料来杀灭媒介钉螺体内的血吸虫幼虫，最终成果发表在了美国寄生虫学报。

年唐崇惕（中）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牧场给维吾尔族孩子们看当地传播牛羊东毕血吸虫病的媒介螺类

在香港红树林中

岁月沉淀下来的成就和荣誉于她就如过往云烟，唐崇惕院士非但不是“守旧”之人，反而不断地做寄生虫学研究领域的逐浪者，不断探索学习高科技新方法用于寄生虫学研究，并传授给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引领着中国寄生虫学发展成为世界前沿。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发表论文时，她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