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左右，学校又出台了一个政策，设置了一笔青年教师的科研基金，用以鼓励他们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优出成果。系里的负责人也是极力鼓励青年教师申报，我想我虽然不是副教授甚至也不是讲师，但是我发表的著作与论文在同行中不亚于任何人。也许我在全国范围内竞争没有必胜的把握，但在武汉大学内的竞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高兴地填完了表格，并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学术研究计划。
我的申请不仅经系而且经学校社会科学研究处的审议都通过了。但在学校分管文科的副校长最后定夺的时候，我的申请却被无情地枪毙了。有关办事人员告诉我，他们当时极力推荐我本人和我的申请项目，但那位副校长就是不同意，说学校经费有限，不能随便资助。最后获得科研经费的正是他的得意弟子。办事人员对我说他们也毫无办法。
后来系里进行了一次科研成果评奖。我虽然觉得自己获奖没有太大的希望，但还是参评了。我把自己的著作以及关于它的书评交给了系办公室。但在系主任的主导下，我的书在系里根本就没有通过。相反他所在的那个派别的人却纷纷获奖。虽然有几个权威教授为我说话，替我鸣冤，但毫无用处。
看来我在哲学系所有的道路都堵死了，甚至连上课都成为了问题。由于美学不是本科生的必修课而是选修课，这样它不需每学期开设。同时美学教研室已经发展壮大，如果每人轮流开课的话，那么得两三年才有一次机会。虽然研究生的课程比较多但必须是讲师以上的教师才有资格授课。这样我这个助教实际上被剥夺了授课权。
虽然我在晋升职称，获得基金，得奖甚至授课等方面没有优先权，但那些看起来冠冕堂皇而实质上是惩罚型的事情则非我莫属。在一九九一年春季学期初，学校就开始贯彻一个行动，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必须在农村锻炼一段时间。虽然当时全国都有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锻炼一说，但各个具体部门都有不同的解释，并有不同的实施方案。
当时的武汉大学对青年教师到农村锻炼一事作了极为夸张的诠释。他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说青年教师不了解农村，因此必须下乡。所谓的农村往往是最偏远最穷困的山区。同时青年教师必须下去至少一年，且根据表现确定是否还要延长锻炼时间。
这样一个下乡的政策，谁都知道是对青年教师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非正常性的中断。一个大学教师的根本使命是教学与科研，而不是其它什么事情。但这一政策具有普遍性，任何人也不敢反抗。然而没有一个青年教师愿意主动下乡锻炼。其中道理很简单。这是一个惩罚性的措施，人们如果到乡下去，那么就必须放弃他们的研究，尤其是一些从事纯粹理论研究和进行实验观察的青年教师更是如此。
同时在边远和落后山区的生活将是一种艰难的体验，那里没有公路，没有自来水和电。因此很多人借生病和不可推卸的科研任务而暂时不去农村。人们也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这样一个青年教师去农村锻炼的政策可能持续不了几年。自己能推一天是一天，也许轮到该自己下乡时，下乡的政策早就中止了。
当时哲学系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有近二十名，按照指标系里只需派下一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这都轮不到我。但系里的决定却仿佛导弹那样准确地打中了我，彻底地打碎了我的幻想。他们正式通知我，我就是一九九零年度哲学系唯一必须下乡的青年教师。系里已经将此上报到学校那里去了，因此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如果我坚拒不去的话，那么这意味着我不服从系和学校的决定，甚至是反抗当时全国性的政策。
我认为这样一个针对我个人的决定是荒唐的。首先我本人就是来源于一个贫穷而落后的农村，而我的家庭在当地就是贫中之贫。我在农村生活了十六年，同时我每年都要回家探亲一到两次，对于农村的情况不仅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有切身的体验。因此我没有必须再去农村一年。
即使不谈这一理由，我在哲学系的十几位青年教师中也不是首位人选。系里有刚分来的悠闲自在的大学生，有长期不上课的无所事事的人，也有几年没见发表一篇论文的人，不要这些人到农村去锻炼，而要一个勤奋工作的人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去与泥土打交道，这完全是是非不分黑白颠倒。
因此我明确地向系里表态，我不会服从安排到农村去。并且我还指出，这样一种安排是不公正的，具有明显的派系偏见。但系里说这是教研室推荐的人选，要我找教研室主任说情。我找到教研室主任，他说这不是教研室，而是系里决定的。这样系与教研室就相互踢皮球。踢来踢去，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但决定本身却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这样校长也知道了我违反了他的命令，更对我生起仇恨之心。一般的教师也惧怕校方和系方，与我保持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哲学系里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珞珈山的天空对别人也许是明朗的，对我却是黑暗的。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非常压抑，仿佛一块石头压在心上，喘不过气来。我在遭受一场厄运，我在做一场噩梦，而且我感到它们似乎要一直持续下去。我问自己，我为什么如此倒霉？我在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我日夜思索，发现我在政治上，道德上，学术思想研究上没有任何值得指责的地方。
问题只是在于，我在哲学系是一个无根的人，我在学校有几个仇恨我的人。他们之所以仇恨我，并不是因为我自身有什么值得仇恨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们所仇恨的人之中有些与我有点关联。事实上我不过是派系斗争中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我在想，这样令我窒息的时间还有多长呢？我盼望它的终结，但看来它遥遥无期。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真不知道如何打发自己的光阴。如果它持续十年二十年的话，那么我的哲学家之梦就彻底完结了。如果这个梦不会成为我的现实的话，那么我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不过是一个行尸走肉而已。为了排除自己的苦恼，我必须寻找解脱自己的办法。我虽然有一段抽烟的历史，但从来没有上过瘾，它对我不过是玩玩而已。但现在我开始大量吸烟了，有时一根接一根地吸。我似乎由于烟味在口腔和鼻腔中的刺激能忘掉其它感觉，并在腾腾烟雾中看到某种希望。我有时一天抽烟达两包之多。过了一段时间挟烟的手指熏黄了，而自身的身体和衣服也都充满了一股浓烈的烟味。
除了抽烟外我就是喝酒。每天晚上枯坐在自己小房里，我的手就会开始伸向酒杯。在寂寞的独饮之中，我开始品味自己这几年的生活。它似乎痛苦的时候多，欢乐的时光少。随着更多的酒精进入胃部，又经过血液传遍周身，人开始发热，并有些冒汗。这时人的眼睛逐渐朦朦胧胧，到了最后疲倦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我便和衣躺在床上。到了天亮人醒，我已经回忆不起自己是如何入睡的。我经常一个人喝闷酒，但也偶尔与朋友们到外面聚会。
有一次我在一酒家喝酒过度，在回家的路上踉踉跄跄，最后坐在珞珈山边的石头上不愿走动。我记得当时是中秋节的夜晚，一轮明月挂在天上。看到这冰冷如水的月亮我不禁潸然泪下，嚎啕大哭起来。与我同行的朋友无论如何劝我，也制止不住我的悲嚎，甚至也使他非常感伤。我告诉他，我是如何的痛苦，如何的悲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扶我回到了我的小房间。
也许是我在武汉大学处境不妙，心情不好，再加上过度抽烟喝酒，我的身体明显地感到不适。睡眠是一个长期折磨我的问题，现在变得更加严重。我有时通宵无法入睡，只好起来坐在房子里，看着窗外天空的星星和月亮，以及夜色中珞珈山神秘的身影。或者我干脆在走廊上踱来踱去，听着脚步声在夜的静谧中所激起的回声。在极度疲倦后，我才回房进入梦乡。除了睡眠问题之外，我明显地感到肠胃有毛病。我常常没有很好的食欲，吃了一点东西之后就觉得腹胀。人的身体的其它部位也觉得不顺气。
总之我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健康的人，而是一个各方面都被病魔所折磨的人。在这样一种心理和生理的状态中，我已经不能呆在武汉大学了。我总是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