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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药企和跨国药企正面厮杀

原创：张铃，来源：健识局

3月10日，迪哲医药向上交所提交的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得受理。至此，阿斯利康的研发团队总算有了一个归宿。

年11月，阿斯利康剥离中国的临床前研究业务，随之迪哲医药成立。阿斯利康原来的中国创新中心（ICC）几乎所有研发人员均加入新公司，ICC负责人张小林出任迪哲的首席执行官。阿斯利康和国投创新一起，成为迪哲的大股东。

ICC创建于年，原是阿斯利康全球四大研发中心之一，十年来，ICC不是没有过辉煌的时刻：这里承担过肺癌新药泰瑞沙在中国的研发。即便如此，仍免不了被分拆的命运。

知情人士告诉健识局：“阿斯利康以获批的土地和实验楼入股迪哲，完全抛弃了在华的研发中心。”

饶是如此，阿斯利康还算是外资药企研发中心撤退潮中处理得最好的一家。和其他企业的简单“关闭”不同，阿斯利康的分拆模式得到员工的认可，没有出现裁员潮，过渡也比较平稳。

但不是每家撤退的企业都能考虑员工的感受。上述知情人士称：“现在行业里还在到处找工作的，很多都是某瑞士药企研发中心解散后的科研人员。”

从年罗氏建立中国研发中心开始，研发中心就成为外资药企“是否看好中国市场”的投名状——既然都宣称中国是重要的战略市场，那么就应该把制药企业最核心的研发环节也放到中国来，而不仅仅是在中国卖药，这是政策制定的大逻辑。

当然，外资药企也乐于在中国开展研发工作。一方面这些研发中心通常针对中国未满足的疾病进行定制研发，另一方面，中国人力、政府等各种资源也为外资药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以上海为例，年7月28日，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上海市科委联合下发了《上海市外资研发中心认定扶持政策》，明确对开设在张江的生物医药产业外资研发机构给予政策倾斜，这一扶持政策一直持续至今。

年11月2日，上海市政府办还下发了《上海市鼓励设立和发展外资研发中心的规定》，继续释放税收、土地、补贴、人才引进等多方面的优惠。

那么如今，这些外资企业的研发中心为什么要撤呢？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楼塌了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一开始敲锣仪式有多热闹，最后关门裁员就有多低调。

年5月，诺和诺德在北京成立研究发展中心，掀开了外企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序幕。回顾这些研发中心成立时的盛况，令人不免有些唏嘘。

年10月10日，礼来中国研发中心正式落成，甚至请出了退休不久的科技部原副部长惠永正担任研发中心负责人。

年，诺华在中国建研发中心时表示：将中国研发重心放在肝癌上，并认为自己的研究能够和中医结合。

年，葛兰素史克规划中国研发中心时曾放出豪言：要在10年之内，扩展到千人规模，使上海的研发中心与伦敦和费城的规模相当。

同年5月，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落成，时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尼森说：“中国研发中心将开展从头到尾的药物研发，从靶点发现、临床研究直至药品注册。”

年，阿斯利康曾透露，选择在上海建研发中心的初心并不仅仅是研发，而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病人和医疗的本地需求”。当时，阿斯利康在海外的部分研发中心正在陆续关闭，时任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艾达生说：“当然，我们不会关闭做得好的研发中心。”

如今，这些当年风光无限的外资药企研发中心都已经关闭：

年9月，诺和诺德宣布重组全球研发中心，作为转型的一部分，丹麦和中国的研发中心共裁掉约名员工。

年9月，礼来制药宣布关闭其位于上海张江的中国研发中心。几个月之后礼来成立了中国创新合作中心，改为和本土药企、学术机构合作研发药物。

年8月，葛兰素史克宣布裁撤中国研发中心，将其中的研发项目转入美国研发中心。

年，诺华解散了中国生物药研发团队；年，诺华宣布将终止抗生素、抗病毒药物的早期研发，并裁员人。

艾伯维是这些外企里面中国研发中心“寿命”最短的一家，年3月，艾伯维的前身雅培公司中国研发中心成立，成为该公司全球7个研发中心之一。年，艾伯维关闭了中国研发中心，前后只存在了6年。

跨国药企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不外乎几种情况：将一部分非核心研发工作转移到中国；试图研发出中国迫切需求的新药；或者将中国更常见的病种研发放到中国，比如默沙东就侧重在中国研究中国常见的肝炎等疾病。

不过，这些研发中心没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回报。时间和资本不断投进去，却没能研发出一批中国特有的创新药。

表面光鲜、各藏私心难以为继并不奇怪

中国研发中心在跨国药企内部的地位始终比较尴尬，只在特定领域有研发优势，研发成本并不低，投入产出比也不高。

这种情况下，往前走很难，后退也很难。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研发中心对某些跨国药企来说，成了一种近乎“鸡肋”的存在。成本是原因之一，在华兴建研发中心的投入成本越来越高，土地、人力、跨国管理等成本都在上升。年7月，葛兰素史克爆出商业贿赂案，此后政策趋紧，裁掉盈利能力不足的研发中心成为跨国药企控制成本的方法之一。但对于资金雄厚的跨国药企来说，这显然只是表面原因。有消息称，这些研发中心被跨国药企放弃，更重要的原因是研发生产率危机，投资回报率不足，“没能做出达到国际水准的研发成果”。年，某跨国药企大中华区CEO在媒体公开表示：研发中心成立后，很多预期难以实现，临床前研发非常困难，甚至只能“跟着总部研发屁股后面打杂”，深入的开创性研究和新药的发现都很难，顺理成章地成了裁撤的重点。这种水土不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各家始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存有疑虑，不轻易将核心业务放到中国，自然也很难做出核心的成果。另一方面，外资药企在华研发中心的“初心”里，其实还有些私心。外企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企业为了加快新药在中国的上市速度。过去，中国新药审批有个不成文的说法，即：纯进口新药审批一般会比国际上慢一个节拍。这当然是出于用药安全性的考虑，同时也有鼓励国内企业创新的意味。但外企在华开设研发中心后，临床研究能全球同步，在中国的申报节奏也加快了。这是众多研发中心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年6月1日，中国正式加入ICH。ICH即“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宗旨是建立关于药品安全、有效和质量的国际技术标准和规范，从而减少药品研发和上市成本。加入ICH后，中国与欧美的研发数据结果可以实现“互认”。这让跨国药企投入巨资在全球设立多个研发中心变得不那么必要。与此同时，中国本土药企也不停地加入研发混战，各路资本也开始进入生物制药领域，这不仅扰乱了外企研发的节奏，更搅动了“军心”。外资药企研发中心关停潮到来之前，人才流失大潮已经悄然开始：据不完全统计，辉瑞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谭凌石、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陈力、赛诺菲亚太研发中心总裁江宁军、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负责人臧敬五等人，都先后离职，创立或者加入华领、基石天境生物等本土创新医药公司。不挣钱、没产出、小算盘失算、人才流失……外资药企的研发中心难以为继，也就不奇怪了。合作盈利渠道广泛研发中心渐成鸡肋一些外资药企的研发中心还在承受着上述压力，但更多的外企，已经逐渐走上了不同的选择道路。2月底，阿斯利康代理君实生物PD-1的消息轰动业界。同样拥有PD-1类药物的阿斯利康帮君实“卖药”，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君实的PD-1拥有阿斯利康所不具备的价格和适应症优势。和10年前不一样，如今重磅单品不再是外资巨头们的独创，相反，大外企很难持续拿出惊艳世界的品种，世界制药行业格局正在悄然变化。别说中国研发中心了，就连这些外企的全球总部研发基地，恐怕都没把握能拿出重磅药物来。如今，药企越来越多地选择战略合作的方式做新药，将研发的某一阶段与外部协作不失为更高效的方式，这当然包括早期研发。因此研发中心的关闭是自然而然的。而且，中国的开放程度在进一步加大。3月8日，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发布《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化学药品药学研究与评价技术要求（试行）》，未来，境内外数据可以统一标准，研发中心存在的意义进一步减少。选择退出中国研发领域，这些外资巨头显然是有着充分考虑的。年，美敦力中国研发中心高级研发总监李元勋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各大跨国药企研发中心存在竞争，一旦选择出局，再入场的成本将会很高。”我们有理由相信，跨国药企选择进入中国做研发，是一个时代的开始：那些年里，巨头们的高歌猛进，映照着本土企业的野蛮生长。我们也该相信，跨国药企选择撤出中国研发团队，正在按下另一个时代的启动键。接下来的这些年，巨头们可能会收缩，可能会倒下，世界医药行业市场格局将会有很大的变化。大戏永不落幕。链接一

事态严重超预期，中国恐怕要做更坏打算

作者

向松祚（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来源

功夫财经

01

恐怕要做更坏打算

虽然事态发展已经超出不少人的预期，但我想我们恐怕还要做更坏的打算。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在芯片领域之外，在操作系统、软件领域乃至其他所有领域全面断供，我们该怎么办？

这两天还有消息，美国之音也有报道说，我们的商用飞机C里面有很多的核心技术，特别是发动机和电子系统也是以美国为主的。

如果美国不供应，我们的C还能不能飞得起来？我想把这些事情综合在一起，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美国现在是下决心要和我们脱钩。

至于脱钩脱到什么程度？是全面的、彻底的脱钩，还只是部分脱钩？这都是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

为什么美国要和我们脱钩？这个原因非常复杂，但是关键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美国下决心在所有先进的技术领域，只要有中国公司占得先机，他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制裁和打压，这是美国的一个既定策略。

关于这一点，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前一段时间有个讲话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美国在过去的多年时间里，在全球所有最重要的科技领域都是完全领先的。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现在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华为打死，就是因为华为在5G领域首次在全球领先，而美国在5G领域可能落后至少3到5年。

美国不能容忍任何一家中国企业在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技术里面取得领先，这是美国的一个国家战略。

02

为什么我们会被“卡脖子”？

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这种霸权似的制裁打压，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有识之士，我们的产业界、科技界以及决策界的人士，拥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

但我想光有认识恐怕还远远不够，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应该在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所有产业领域，做一个全方位的检讨。

我不知道国家有没有相关的部门，比如说我们的智库，我们的研究机构，有没有组织力量，在所有的产业领域，不仅仅是电子通讯、飞机制造，包括汽车、农业乃至其他所有领域，都应该做一个非常详细的、系统的、深刻的评估。

究竟我们在这种核心的技术领域，有可能被美国及其盟国卡脖子的到底有多少？比如高端医疗设备，前不久也有消息说美国有可能会联合他的盟国，包括日本、欧盟，要全面限制对中国高端医疗设备的出口。

你医院，到重要的医学科研机构去看，几乎全部重要的设备中80%以上都是美国的、德国的或是日本的。

所以我认为，打压华为显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们也不仅要把它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如果没有机构做，我是强烈呼吁重要的部门，或者我们重要的、负责任的智库，去做一个非常详尽的评估。

这个评估实际上是为了寻找合理的应对方案，而且这个方案我们需要有短期的、中期的和长期的。

短期我们怎么办？比如说被美国制裁的公司还活不活得下去？怎么活下去？短期生存怎么解决？中期我们该怎么应对，长期我们又该怎么应对？

也就是说，整个事件我们需要做一个通盘的思考，因为这是国之大事，不是一个小事情，也不是某一个公司的事情，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不是为了打压华为这一家公司，而是为了打压中国。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要反复地问多个为什么：

为什么美国它能够制裁别的国家？

为什么美国能够制裁中国？

为什么美国能够挥舞制裁的大刀？

为什么我们会被别卡脖子？

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我们建国已经70多年，我们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在此时此刻会被美国卡脖子？这个里面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想这是需要我们深思的。只有这种深思才有可能让我们真正警醒过来，真正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软肋，认识到我们今天有哪些方面是不足的，是需要进行真正改革的。

遗憾的是，面对美国的制裁、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打压，我看到了很多所谓检讨、反思和研究的文章，我不能说他们错，但我认为至少是不全面的。

03

让年轻人甘心做基础科学研究

我们下一步要思考基础科学研究怎么才能做起来？

基础科学研究不是老年人做的，严格意义上来讲，超过40岁的人就不可能再在基础科学上有什么突破，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的理论突破，技术科学的突破，都是年轻人做出来的。

我们今天有什么体制机制的保障：

第一能够让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能够安心的做技术研究；

第二，他们的基础研究成果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他们在基础研究领域作出重大贡献能够让他们拥有好的生活。

今天在很多地方都是做不到的。我相信在中国没有多少年轻人能够沉下心来做基础科学研究。

首先他们自己养不活自己，如果我踏踏实实做基础研究，做一个学者真的可能要饿死。一些城市房价这么贵，动辄好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一平）。

这么搞下去，技术研究能搞得出来吗？

链接二

薛其坤院士对话马斯克！下一个颠覆性创新会是什么？

作者：郑金武，来源：科学网（sciencenet-cas）

人类历经三次工业革命，下一阶段革命性新技术、颠覆性创新会在什么领域出现？大学的教育，怎样让年轻人作好准备，实现真正的颠覆性技术的创新？物理学总给人一种比较无聊的感觉，如何吸引年轻人进入物理学领域？

在3月20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围绕“下一个颠覆性创新”话题展开对话。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主持对话环节。

以下是对话环节的相关内容：

薛澜：先请两位专家来做开场陈述。

▲马斯克：今天讨论的主题很重要。我们应该探讨，颠覆性创新如何来塑造未来的世界？会有什么新的发展和影响？对人类社会有什么影响？现在说技术，就绕不开人工智能、数字医疗等，例如人工智能助力疫苗研发，会带来很大的进步。自动驾驶汽车，我们也很快就会实现，这会大大改变现在交通的面貌。隧道技术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方面，也有很大的作用。全球主要城市都有交通拥堵的问题，三维隧道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刚刚在拉斯维加斯展示了隧道交通的应用。人类将会实现多星球居住。地球有45亿年了，现在人类有机会走出地球，我们也可以去探索其他星球，保持人类的传递与延续。▲薛其坤：未来30年，颠覆性的信息技术之一是量子计算机和量子网络，即基于电子计算机的互联网跨入量子时代，这将是第二代互联网技术。但我今天讲的是，太阳能的高效利用与可持续循环，会是未来一个可能的终极颠覆性技术吗？太阳上每时每刻进行着核聚变反应，产生巨大能量。这些能量到达地球表面，相当于每秒向地球辐射万吨煤的能量。太阳能造就了地球上的万物，以及石油、煤炭等能源。这些都是不可再生能源，用完就没有了。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一个共同特点是化石能源的开采和利用。如果没有能源，那么今天使用的高技术，都将不存在。根据统计，我们的化石能源，按照目前的发展水平和用量，50年后我们的化石能源将用完。那么到年，如果石油、天然气和煤被消耗殆尽，哪些技术将会消失？如汽车、飞机、轮船等技术，能继续吗？马斯克先生为我们提供了部分答案，例如发展电动汽车。但是，我们这几代人不能把地球上的化石能源全部用光，必须尽可能多地留给子孙后代。为了保持目前的工业发展，唯一答案是通过科技创新，开发用之不竭的太阳能。因此我认为下一个颠覆性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是基于光电效应的太阳能高效利用与可持续循环。所谓可持续循环，是指在基本不使用化石能源的情况下，包括太阳能电池在内的清洁能源，能保证三次工业革命造就的主要技术被可持续地利用。要做到这点，我们还需要一些配套技术，例如高效储能技术，使得太阳能像化石能源一样可方便使用。当然这里还有一种答案，是用氢气（H2）来代替煤、石油、天然气，氢气燃烧产生能量，并产生干净的水。如何得到氢气呢？最高效的方法是利用太阳能，分解水生产氢气。目前，在太阳能电池技术中，砷化镓的转化率达到了47%。未来，我们能否制造出价格比拟硅、效率比拟砷化镓的太阳能电池，使太阳能转化效率从27.6%提升到40%，甚至更高？这有赖于材料科学、量子物理等科学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因此，下一次工业革命，是在基本上不消耗化石能源的前提下，前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的完美化和普及化。按照现在的科学规律，只能是这样，除非像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这样的科学革命能出现。自然界的基本规律是大道至简，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是大道至简。按照热力学规律，化石能源使用过程都会造成浪费，造成二氧化碳等污染。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初心，从最基本的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关系出发，利用最简单的元素——氢，发展最清洁、最有效和最长久的太阳能光电氢能技术。中国提出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年前实现碳中和。美国总统拜登也提出，要在年前实现碳中和。高效和可循环的太阳能技术，是未来可预期的颠覆性技术之一，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的贡献。希望全球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等联合起来，通过30到50年甚至年时间的科技创新，在化石能源被消耗殆尽之前，完成这一使命，保障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薛澜：大学的教育，怎样让年轻人做好准备，实现真正的颠覆性技术的创新？

▲马斯克：在教育过程中，能教给学生简单的物理学知识，这也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物理学是关于宇宙、关于世界运转的科学，物理学中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可以帮助大家来思考和实践。物理学也可以采用更加互动的方式来教学。早期可以教一些基本的知识，之后让他们逐步参与进来。要强调知识的相关性。我们经常教学生一些知识，学生们之后找工作，但这些知识在实际工作中不一定会用到。尤其是大学教授。一个教授一直在讲，是一人独舞，是一种重复的教学；与其这么做，不如让学生参与进来。大学教育中，课堂的时间应该更多用于讨论。▲薛其坤：自然学科教学中，要教会学生理解自然规律，同时也要教育学生利用学到的知识，为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未来的美好生活做出贡献。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学习的知识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例如像马斯克先生，基于您的公司办一所大学，可以把教育和产业结合在一起。像特斯拉这样的大企业办一所目的更明确的大学，推动教育与产业和经济结合，也许是未来的趋势。▲马斯克：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事实上我们也想过这个问题，例如机器人编程方面，我们觉得现在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现在很多产业需要机器人，但是能给机器人编程的人才很缺乏。特斯拉曾经想过这个事情，我觉得未来可以这样做，特斯拉创立大学，培养专业的人才。

薛澜：颠覆性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但如何看待其中的风险？

▲薛其坤：风险问题是和颠覆性创新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任何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技术的颠覆性越强，技术“双刃剑”的锋利度也就越大，总会有好的和不好的一面。教育除了教授知识和技术，还有一方面，是教会人们朝着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去引导创新。比如利用核能，可以解决人类的能源短缺问题，但是利用核能制造原子弹，也可以毁灭地球。人类发展过程中，要友好地利用技术，使技术尽量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还有人工智能。将来如果人工智能超过了人类智能，就要引导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所以要设立一道红线，未来一旦人工智能、机器人跨越了红线，出现了犯罪等情况，人类警察应该能够阻止它们。这些是颠覆性技术发展过程非常重要的问题。▲马斯克：人工智能，是未来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挑战。智慧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最主要区别，但人工智能至今还没有出现所担心的情况。我觉得，人工智能的管理与人工智能的共生是非常重要的。人类的大脑是有限的，所以发展人工智能很重要。对人工智能的监管，我也是支持的，未来也要设立相关部门来监管人工智能。

薛澜：美国在中美科技合作中采取的一些措施，对高校科研合作和人才交流有什么困扰？您们有什么建议？

▲薛其坤：目前，中美科技合作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无论是在清华还是在南方科大，有许多青年学子有志去美国留学升造，但现在签证之类的比较困难。所以影响还是很大的。科技合作对科学的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是很大的。一两个国家之间的不合作，是短期行为。我们人类共同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地球上，科学是认识世界，技术是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让每一个国家的人，让全世界的人都变得非常幸福。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始终觉得应该加强交流合作，科学合作、技术合作，也包括产业合作。就像特斯拉，在中国有很大的工厂，所以这种合作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只看到短期的五年、十年，而是应该看得更长。我的建议，是各国应该求同存异，把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最大化。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建议。▲马斯克：我也建议双方要建立互信。很多时候，各国都在防范间谍。比如美国要关闭tiktok，幸运的是这事没有发生。许多人担心tiktok窃密，但这根本是不必要的担心。因为对于商业企业来说，如果一个商业企业确实在进行间谍活动，那么对这个企业其实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比如说特斯拉，用特斯拉汽车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从事间谍活动的话，那么我们就寸步难行了。所以我们是有很强的保密意识的，否则我们就会被关停。我们要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是否能够互相信任？在我看来，最好还是能够有一个大家能够互相信赖的未来。

观众：物理学总给人一种比较无聊的感觉。那么怎么样让年轻人对物理产生兴趣？如何吸引年轻人进入物理学领域？

▲马斯克：其实我觉得物理一点都不无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学习物理就是希望能够了解自然了解宇宙。物理所教授的知识可能看起来有一些干巴巴，或者是不很有趣。但是学习过程中要注意两点：第一，是在物理学习当中，要让学生培养感情。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如果你要吸引人的话，老师必须要通过感情，告诉学生物理为什么有趣。当然，物理实验、物理论文写作，是不能用情感来影响结果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告诉学生，物理不是干巴巴的，不是光背诵一些公式。第二点就是必须要学习经济学。做的物理学研究，不仅仅要证明它是在实验室里可行的，还要从成本的角度来讲，也是行得通的，这是指技术解决方案。技术解决方案必须要做到在成本上可行，包括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它所需要的资源是最少的。▲薛其坤：我也认为，物理学并不是非常无聊、非常无趣的，只要深入进去了，还是非常有趣的。物理学是人类理解宇宙建立的最系统的科学之一，学习物理还是大有前途的。就像马斯克先生，也是学物理的，但他创立了特斯拉公司；薛澜老师，也是学物理的，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专家和管理科学专家。我留在物理学领域，做了点小贡献。我虽然接近60岁了，但我每天仍然非常幸福地、充满感情地在物理学领域里奋斗。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