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郭建如在年1月20日“教育财政：中国的问题体系与理论建构——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所成立15周年庆典暨第六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主旨学术论坛”上的发言。

作者：郭建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大财政所客座研究员）

一、问题提出

学科建设问题是个老问题，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术机构走过一段时间后都会回过头去总结和反思。现在不仅仅是我们财政所在反思，教育学院也在反思。在更大的范围内可以说，我们整个社会科学都在进行反思，希望能够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建成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形成中国的话语体系，是中国社会科学界长期的梦想和奋斗目标。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浓厚的实践倾向，社会科学的引入是为了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最终为解决中国问题服务的。从历史来看，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中国化的努力。

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建构中国特色学科，形成中国学科话语体系的声音特别强呢？主要是来自于三个反差。第一，经过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在全球市场上占有重要分量，但我国在全球话语体系上并没有相应分量，“有理说不出，说了也传不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差；第二，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产生了大量丰富且独特的社会“事实”（socialfact），需要对这些“事实”进行理论总结，对面临的问题和正在进行的以及未来要开展的改革进行理论指导，为国家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加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然而社会科学的理论供给是明显不足的，对事实的解释远远不够，不能够很好地指导我们的改革发展，这也形成了反差；第三，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上哲学社会科学大国，拥有庞大的社会科学队伍以及庞大的科研投入，但对国际学术体系、学术话语的影响很小。这三个反差就使建立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变得非常紧迫。

二、结构屏障

社会科学的相关学科引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但为什么“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还没有引起世界的足够重视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学术话语的某些改变呢？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主要存在两大结构性屏障。

1.世界学术的中心与边缘结构：根据学术影响力大小划分

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长期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与中心的结构中。这种中心与边缘的结构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也存在文化，包括高等教育的领域中。美国著名的比较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曾对世界高等教育之间的结构关系进行过分析。他认为大学建制来自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除拥有语言（英语）的天然优势外，还有着长久的学术积累、许多一流大学、众多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和雄厚的科研经费，在多方面形成了优势，确立了学术话语权。这种结构在演变过程中还会呈现路径依赖与正反馈效应，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要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还要得到其他国家的大学及科研人员承认，就需要改变支配性的结构关系。

我国自然科学在国家持续的高投入下，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部分“”院校已有不少学科进入到世界的百分之一，有的甚至进入到千分之一，还有个别学科的指标位居国际第一。假以时日，我国自然科学学科、工程学科在国际标准下进入国际学科前沿是可期待的。相对来讲，社会科学就要困难得多。自然科学追求的是普遍规律，而社会科学更多是研究所在国的社会现象、问题和规律，受所在国社会本身的影响较大。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能否在国际学术界享有重要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影响力及该国学术界在该社会研究上的理论创新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

2.学科学术话语的圈层结构：根据学术性强弱区分

学科有着自己的话语，话语也有不同层次，根据学术性强弱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内核圈层是由学科的基本术语、基本概念以及最基本的假设与判断等构成的基础构架，具有更大范围或不同社会的适用性。学科之间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所用的术语、概念范畴和基本的价值与判断上的差异，也就是学科的表达方式、思维方式、对人类行为或社会构成及运行方式的假设上的基本差异。如果不认同该学科最基本的概念术语、基本命题和假设，不使用这些学科语言去表达和进行学科思维，就很难被该学科所认同。第二个圈层，由本学科在主要研究领域发展出来的基本理论和相关的经典研究所构成，这些理论和相应的经典论述是针对具体社会现象或具体社会领域的问题，相关领域知识的系统化是在大量的案例或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逐渐积累而成的，如社会学中的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等主要研究领域，既有特有的议题、理论论述，也有与之相关的一大批经典学术研究。第三圈层则是虽有一定学科意识但更多是对经验的抽象和概括，以及针对某些现实问题基于理论推演或实证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等。

这三个层次构成了一个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由外到内，三个圈层的抽象程度和概括力越来越强；由内而外，抽象程度逐渐减弱，实践性则越来越强，三个圈层循环发展、相互支撑。就学科的辐射与防护能力而言，实践层次的防护能力是最弱的，会受到发展着的社会实践和不断出现的新“事实”的检验和挑战；核心层次的防护能力是最强的，因此是最稳定和最难突破的。三个圈层这个概念参照了知识社会学家库恩所提出的科学范式理论，在他看来，每一个范式都由一个圈层和保护层构成，外围的层次、保护层很容易被破坏掉，但是内部的、核心的部分很难被去除或被颠覆。

了解了世界学术体系和学科内部体系的结构后，就可以理解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有多么的艰难，建立中国的学科有多么的艰难。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可能，或者说没有机会。

在社会科学中，有些学科是建立在对基础学科在特定现实领域进行的研究所积累的知识的系统化或集成的基础上。这些基础学科的应用性分支或集成性学科并没有形成严格的话语圈层结构，可能会呈现出更强的国别性特点，这些学科突破固有的中心-边缘结构，从边缘逆袭入中心可能更有潜力。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基础学科本身的基础理论进展缓慢，问题取向的实证研究居于主导地位，学科发展主要体现在大量的应用研究上，这可能标志着某些基础学科的发展再次进入通过实证研究来实现逐步积累的新阶段，这个阶段可能为各种源于局部社会的理论通过竞争进入基础学科的主流知识体系提供了契机。

三、路径选择1.社会科学的普适性与地方性

如何构建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呢？中国的社会科学与西方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社会科学是什么关系呢？是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分部或分支，或是建立完全独立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体系呢？这涉及学科的世界性与地方性、普世性与局部性的问题。两者虽然存在辩证关系，但现实中，还是有不少人习惯地将之对立起来，在强调与国际接轨时忽视本国特点，在强调民族性时又希望一切都从本民族的传统中生长出来。

大学可以说天生就是国际性的，以发展科学为己任的学科也是如此。社会科学的创立者不仅仅是想发现一地一域的规律，也希望这些规律能够具有推广性和普遍性。如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希望能够在比较不同社会的基础上，探寻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历史原因，学科奠基人以及对学科做出重大贡献的经典人物，主要来自于西方社会，因此国际上学科的学术话语，更多是建立在对西方社会发展的观察、研究和验证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是应该在国际性学科的第二圈层努力以产生本学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经典论述和著作，还是应该彻底抛弃西方的学科建构方式，摆脱中心与边缘的结构另起炉灶呢？倘若选择后者，能够依靠的资源只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学之道，或者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学科传统，但这两个基础均有着根本缺陷：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的治学传统，可能只是对构建中国式的人文学科助益较大，对构建社会科学的贡献有限。计划体制下，一些社会学科被取消或成批判对象，如社会学、政治学等；有的社会学科虽存在，却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大，如经济学、法学、新闻学等。如果在浓厚的意识形态下发展相关学科，难免会把“政治宣传”和学科话语相混淆，容易陷入自说自话境地，或被误认为意识形态宣传。不为世界学术界所理解和接受，就谈不上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目的，主要在于使中国的社会科学成为世界的社会科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由原来的“失语”“失声”变成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主要声音，甚至能够掌握话语主动权。基于此，在构建中国特色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时，该学科最基本的规范和学科标准应该是统一的，学科最基本的术语、概念、表述方式和思维方式应该被充分利用。

2.渐进性的主张与建设路径

在保留学科共享的基础架构的情况下，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应采用渐进方式，当前应集中实现第二层的突破，即从筛选中国独特的事实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提炼出新的学术性概念，进而提出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新理论，在对中国社会现实系统性的梳理中，发展出中国式的理论体系；通过对构成学科的基本概念、范畴以及学科的基本思维方式不断提出挑战，用基于中国的实践，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新概念丰富或替代西方的某些概念，最终实现对共享的核心圈层的知识的更新。具体来说，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需要特别强调：

首先，是拥有丰富、独特且较为系统的中国“事实”。

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许多独特的“事实”，即便是在实现现代化、工业化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已完成的社会过程中，中国面临的条件、困难、机遇以及所采取的方式、引起的后果都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应该说，国内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独特性事实的发掘和筛选方面虽做了一定努力，但还远远不够。许多研究仅仅注意到与西方相符合的方面，没有有意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