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研究所运作机制的生成

作者简介：

张峰，男，年生，安徽淮北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近现代学术史研究。

注：原文载于《广东社会科学》,,(第2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编辑有限，注释略减。

摘要：历史语言研究所创榛辟莽，开启了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典范。这一典范的生成与史语所的运作机制密切牵涉。初创阶段的史语所，对组织大纲不断进行修订，进而从制度层面规范了自身的发展。在研究组别的设置上，傅斯年因未能准确定位史语所的工作难度、人员选聘与经费支出等项，而使得研究组别的设置相当混乱，通过对研究方向与内容的不断调适，才最终形成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并存的格局。史语所首创现代“集众研究”模式之先河，由“集体”从事个人难以完成的史料整理、语言调查与考古发掘等大型学术工程；同时，“集众研究”所获取之新材料，又为“个人研究”打开了无数法门，奠定了史语所学人群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成就与地位。

关键词：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组织章程；研究组别；研究模式；现代中国学术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于年成立，其时影响甚微，后因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从事语言调查及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等实践，取得了享誉海内外的学术成就。检视学术界对史语所的研究，多注重从学术理念、成就、影响等面相进行深度描述，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考察其运作机制。本文试图运用台湾史语所典藏的“史语所档案”与“傅斯年档案”等史料，对其组织章程的设置演变、研究组别的厘定以及研究模式的运行等项进行考察，期冀揭橥史语所于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建构现代学术研究新范式所作出的可贵努力。

一、组织章程：制度与人事

史语所的运作有赖于组织章程的规范与引导，然而在史语所的筹备与创立期，组织章程的制定却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央研究院作为民国时期国家学术研究的最高机关，在内部的机构设置与规划中本无史语所，傅斯年以历史与语言的重要性说服院长蔡元培，才得以在中研院中设立史语所。匆忙之际筹备的史语所，早期仅有傅斯年、顾颉刚与杨振声三人，不具规模，故亦无组织大纲与章程可言。直至年5月5日，才由傅斯年等拟定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大纲》（简称“《组织大纲》”），共设24条，其内容主要涵括史语所设置目的，所长如何任命，研究员的任职条件、薪俸津贴与任期，所务会议的权力，及学侣、研究生、外国所员、通信员的设置与任职办法等。以后来史语所的发展观照这份筹备时期的《组织大纲》，含有不少设想的成分，甚至存有某些缺陷。譬如，关于史语所内部专职研究人员的职称设置，在《组织大纲》中仅有研究员一种，以至后来傅斯年欲聘董作宾、商承祚、容肇祖、余永梁与黄仲琴五人至史语所工作，因没有合适的职称匹配而“下列五人聘之为研究员则不能，任之为助理员则不能，未知可否设一名目介于两者之间者？”

年9月，史语所在原有《组织大纲》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暂行组织大纲》（简称“《暂行组织大纲》”），共设11章，分别为：第一章建置，第二章所务会议及所长，第三章事物系统，第四章组别，第五章研究员及编辑员，第六章外国通信员，第七章通信员及其他，第八章助理员，第九章学生，第十章出版，第十一章杂则。相较于5月份拟定的《组织大纲》而言，《暂行组织大纲》更为系统，内容由原来的24条删改增订为33条，并且有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者：一是，在研究组别的设定方面，《暂行组织大纲》规定史语所暂设史料、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学及民物学、敦煌材料研究八个组别开展研究工作，同时规定每组设主任一人，由专任研究员或兼任研究员担任。有关此点，在《组织大纲》中尚未体现。二是，在史语所内部研究人员的构成上，《组织大纲》分为研究员与所员；而《暂行组织大纲》则分设研究员、编辑员与助理员，并且将研究员与编辑员分为专任、兼任与特约三种类型，对不同类型研究人员的任职与分担的工作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三是，《暂行组织大纲》相较《组织大纲》增设了行政系统人员，如所长、秘书之下，设图书员一至三人，工程员一至二人，会计员一人，庶务员一人，书记若干人，技术员若干人。四是，关于所务会议在人员的构成及职能方面，《组织大纲》与《暂行组织大纲》也存在较大差异，兹列下表比较两者异同：

内容

《组织大纲》

《暂行组织大纲》

会议人员构成

由院长就研究员中聘任五人至九人组织所务会议

所务会议由各组主任组织之，院长得就组主任以外之研究员指定若干人加入所务会议

会议组织者

未说明

以所长为主席，秘书为书记

会议议决内容

（1）下年工作计划书之编制；（2）下年预算之编制；（3）研究员或所外学者提议举行某种工作时决定其可行与否；（4）综核全所人员一切研究之工作；（5）决定其他重要之所务

（1）制定本所一切章程；（2）每组之废止及增加；（3）编制预算，审定决算；（4）决定与研究员及编辑员之约定；（5）集众工作之决定。（6）工作报告之审查；（7）出版事件之大体；（8）财务报告、购置报告之审查

据此可见，《暂行组织大纲》在审定组别设置、财务预算、集众工作的实施及出版事宜等关涉史语所发展的重大问题方面，都具有决议权。以《暂行组织大纲》为蓝本，史语所于年2月制定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其后，史语所又对组织大纲与章程的内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但通过前后比照，不难发现此时的《暂行组织大纲》已基本奠定了史语所的内部组织结构，进而从制度层面规范了史语所的发展。

史语所之所以在现代中国学术界影响甚巨，不仅在于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科研机构，更在于它从创办之始便笼络了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从傅斯年最初制定的《组织大纲》来看，他对于研究员的聘请有着极高的要求：“研究员须于历史学或语言学范围内各科之一有超异之贡献，为同科学者所承认。”不仅如此，在他看来，史语所“不是一个国学院之类，理宜发达我国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因此存有“国故”传统观念之旧学者即便学问渊博，亦不在他的聘请之列。傅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一宣言既标明了史语所的学术立场，“以当工作之径，以吸引同好之人”，同时也是用“以敬谢与此项客观的史学、语学不同趣者”。关于此点，傅斯年在研究人员的聘书中亦有着淋漓尽致的表达：

现在中央研究院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非取抱残守缺、发挥其所谓国学，实欲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借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获得。材料不限国别，方术不择地域，既以追前贤成学之盛，亦以分异国造诣之隆。

依据这一理念，史语所在筹备阶段便拟定了一份欲聘研究员名单：蔡元培、胡适、陈垣、陈寅恪、赵元任、俞大维、刘复、马衡、林语堂、朱希祖、容庚、许地山、李宗侗、徐炳昶、李济、袁复礼、罗家伦、冯友兰、史禄国，共19人。其中，除陈垣、马衡与容庚3人没有留学国外的经历之外，其他学者或留学欧美、或留学日本，且史禄国本身即是俄罗斯人类学家。实际上，这份研究人员名录正彰显了史语所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革新的诉求。

值得一提的是，马衡在史语所成立后被延聘为特约研究员，后提出加入史语所考古组而被拒之门外，其间体现了史语所在研究员聘用上的标准及要求。马衡是著名的金石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但是在其任职内因限于经费等原因并未取得甚大的考古成就，故欲至史语所中从事考古发掘，但终被傅斯年拒绝。从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马衡与傅斯年之往来书信看，二人并无重大的人事瓜葛，且后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不仅刊发马衡之文，而且傅斯年还将《集刊》、《史料与史学》、《居延汉简释文》与《考证》等书刊寄赠马氏。由此观之，傅斯年不应当拒其于门外，尤其是马衡在阻止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流入国外方面出力甚多，傅氏亦不无推崇。但在对于现代考古学的理解上，马衡属于旧派学者，并未受过现代考古学的训练，虽然担任北大考古学研究室主任，但于现代考古学之方法、程序等知之不多，所以李济在另一封致傅斯年的信函中告知，已遵照傅氏之意，由董作宾拟“一极客气信致马叔平，弟亦将客气的回复他”。这些细微之处，无不说明史语所在人员聘用上之标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这无关乎人事倾轧，而是对知识的态度和追求知识之方法的歧义。”

二、研究组别：困境与调适

史语所的机构组成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分为历史、语言与考古三组，直至年合并社会所的民族学组后，才构成了四组并存的格局。历史、语言与考古三组的设置，显示了史语所工作的重点所在和努力方向，然而这三组的设置是傅斯年不断对史语所研究方向与内容进行调适的结果。史语所在草创阶段，因未能准确定位工作难度、人员选聘与经费支出等项，而使得研究组别的设置相当混乱。在傅斯年至年不同阶段的研究计划、报告与书信中，曾出现将史语所分为九组、八组、六组、七组等不同情形，通过在工作实践中的渐续合并、裁撤，才最终将史语所的研究组别厘定为历史、语言与考古三组。

史语所是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的，所以在组织机构上，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继承性。从傅斯年等人创办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可以获悉，语史所研究的范围异常广泛，门类众多，涵括实验语音、汉语、汉字、考古、文籍校订、民间文学、中国乐梵汉番经论较读、民俗学、人类学、中国古代史、近代史料、英语学、英当代文学等13个门类。这些门类与以后史语所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在总体路径上并无二致。然而，史语所成立之前，中山大学语史所研究工作的开展并不充分，所以史语所并未完全承袭语史所的13个研究组别。年5月，傅斯年撰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宣示史语所之创办。在《旨趣》中，他设想于两年之内次第成立九个研究组别：

一、文籍考订；二、史料征集；三、考古；四、人类及民物；五、比较艺术。以上历史范围。六、汉语；七、西南语；八、中央亚西亚语；九、语言学。以上语言范围。

但在年10月22日史语所正式成立之日，已废除预设九组的计划，决定筹设八组：史学组、敦煌材料组、文籍校订组、汉语组、汉字组、民间文艺组、考古组与人类学组。次月，由傅斯年撰写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也表明史语所已循此八组开展工作。同时，为了各项工作更好地实施，傅氏初步选定了各组的拟聘人员，兹列下表以见其梗概：

组次

组别

主任

其他研究人员

一

史料学组

陈寅恪

无

二

汉语组

赵元任

罗常培、祁顺之

三

文籍校订组

顾颉刚

无

四

民间文艺组

刘复

常惠、刘天华、郑祖荫、李家瑞等

五

汉字组

无

丁山、余永梁、朱芳圃等

六

考古学组

李济

董作宾

七

人类学民物学组

无

史禄国、黎光明等

八

敦煌材料研究组

陈垣

徐中舒

尽管史语所八组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奠定，但是这种“以事为单位……组别较多”;组别较多”的情形，却使初创阶段的史语所因精力过于分散而自陷困境。这首先表现在研究人员的网罗与聘用方面。汉字组与人类学民物学组囿于经费所限而未设主任一职；史料学组与文籍校订组虽有主任，却未物色到合适的研究人员。文籍校订组主任顾颉刚因“中大方面不能去职”，傅氏因此建议中研院改聘其为特约研究员。这样一来，傅斯年最为重视的文籍校订组，既无实际负责的主任，亦无组员，形同虚设。此外，史语所当时地处广州，研究条件受到资源限制，所聘史料学组主任陈寅恪、汉语组主任赵元任、考古学组主任李济、敦煌材料研究组主任陈垣，因任职北平，实际上很难为史语所效力。其次，经费的拮据也使史语所八组工作的开展举步维艰。在史语所成立之前的国学院，多以整理国故为要务，故而经费开销有限，而史语所与之性质迥异。傅斯年一再强调史语所不是一个存古学堂，而是一个现代性的研究机构，因此有许多“动手动脚”的开销，这些开销的范围主要包括：发掘费、调查费、购置费、刊物费、专任研究员薪金及其每人工作费、外国专家薪金及其工作费、专任研究员工作补助费、学侣留学费以及其他杂费等等。史语所创办后，中研院每月给予史语所的经常费为元（其他研究所则为元/月），显然以此费用很难顾及八组的全部工作，因此傅斯年函告蔡元培、杨铨说：“假定月万元，尚感觉此困难，则月五千元之难成事，可以想见。其故皆由发掘、调查等为普通所谓‘国学院’不甚用得到者，在我等乃是切己之工作，外国专家又以此研究所如此立质之故为不可少，是皆甚耗费者。”而解决史语所经费的问题不外二途：一方面由中研院增加对史语所的投入，另一方面则要求史语所精简自身的研究组别，以节省开支。再者，当时政治环境动荡，史语所的工作又需外出调查、发掘，于此情形，自然组别越多，给研究工作带来的安全隐患就越大。

显然，史语所面临的这些困境，使其八个组别的设置在实际操作中并非想象中的顺利。于是，傅斯年对组织机构不断予以调整，从他制定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十八年度每月预算”来看，划定经费的组别仅有六个，分别为：史料组、汉语组、考古组、民间文艺组、人类学及民物学组、敦煌材料研究组。但年4月15日傅斯年呈给蔡元培的一张史语所“现在进行工作清单”中，又言及史语所分为七组，依次为史料组、汉语组、考古组、民间文艺组、人类学组、敦煌材料组、经籍文字组，并于各组之下陈述了工作现状。至此，傅斯年对于史语所组别的设立，始终未能最终确定，各项正在进行的工作也还与理想的设计存在一定的差距。当然，傅斯年之意愿是将最初确定的八组各自有序的展开，但终因困难重重而不得不作罢。

随着史语所从广州迁至北平，史语所研究组别的设置因工作开展的需要，再次被提上日程。年5月，傅斯年等就工作的范围与组织架构重新作出检讨：“一、所处工作，一致取消，史禄国君在粤之件，以致旧有材料整理工作完成为止；成后亦或迁北平。二、凡在二年以内未能期有成效之工作，暂停止之。三、将原来以事业为单位之组取消，更为较大之组；目前先设三组：第一组，史学各面以及文籍校订等属之。第二组，语言学各面以及民间文艺等属之。第三组，考古学、人类学、民物学等属之。”6月11日，史语所在北海静心斋召开了迁入北平后的第一次所务会议，再次重申研究组别的设置：

本所原分七组，从研究上及经济上着想，似应改组合并。曾于五月中由傅斯年邀集本所同人陈寅恪、赵元任、刘复、徐中舒在北平德国饭店商议，合并为第一、第二、第三三组。史料学组、敦煌组为第一组。汉语组、汉字组、民间文艺组为第二组。考古组、人类学组为第三组。

从最初预想设立九个研究组，到最终裁撤、合并为三组，折射出史语所在研究组别设置上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期望尽可能地扩大历史学、语言学材料搜集与整理的范围，以拓展研究的规模；另一方面却受到研究人员、经费筹措、研究地域等方面的牵制，从而不得不将研究组别一再缩减。也许正因此故，才使得史语所不至于精力过度分散，而能够重点发展历史、语言与考古三个学科。所以李济后来回忆说：“这一决议，较之原来的设计，不但是一件切合实情的改进，同时在理论上及组织上也是一大进步，廿余年来，三组工作之相辅相成，就是这一决议案合理的最大证据。”尽管年4月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民族学组并入了史语所，而后又改为人类学组，但历史学、语言学与考古学的发展始终是史语所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研究模式：“集众研究”与“个人研究”相辅并进

史语所首创中国现代“集众研究”模式之先河，同时参以“个人研究”，从而将过去学术界只重个人零碎的研究化为整体的工作。中国史家自古便重视“家学传统”与个人研究的“别识心裁”，从汉代的司马迁、班固，历经唐宋时期的刘知幾、郑樵，到清代的乾嘉学者，无不以个人之力，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精耕细作，从而形成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又一个高峰。步入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研究领域同样产生了一批一流的史家，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垣、胡适等学者，均名震学林，学术研究自成一家。然而，随着现代史学的深入发展，个人作独立研究固然能够取得斐然的成就，但一些大型学术工程的开展非有学术团体的共同努力不能完成，因此集合众多史家于一学术研究机构，从事大型学术工程的开展渐成一种趋势。

傅斯年因留学国外，对欧洲之学术研究机构有所体察，回国后便思忖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史语所中，他拟开展与“个人研究”并重的“集众研究”。这种思想萌发于傅氏创办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从一份“傅斯年档案”中可知，他在个人研究之外，设置了“数种合众研究”。这一思想到史语所筹备时期，也有了明确地表述。他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这集众的工作中有的不过是几个人就一题目之合作，有的可就是有规模的系统研究。”

依据傅斯年的设计，史语所各组工作的开展均沿着“集众研究”与“个人研究”两条主线相辅并行。就“集众研究”的工作来说，史语所第一组主要从事档案整理与文籍校订工作，包括对“八千麻袋”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对居延汉简的考释和对《明实录》的校勘。第二组以赵元任、李方桂为首进行的汉语言调查与非汉语调查，也是实践“集众研究”的重要面相。“集众研究”在第三组工作的开展中彰显的异常明显，主要包括在河南安阳组织了十五次震惊中外的考古发掘，以及在山东济南从事了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所以，曾经参观过殷墟第十一次发掘现场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年哈佛大学周年校庆的演讲中如是评价史语所的考古成就：“这是近年来全亚洲最重大的考古挖掘。中国学者一下子获得了耶稣降生以前一千年中国历史的大量可靠材料。”“集众研究”的运作模式，使史语所能够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从事个人难以完成的学术工作，从而取得了享誉海内外的重大学术成就。李济在回首史语所的研究路径时，针对傅斯年设计的“集众研究”工作模式，不无感慨地说道：“现代的学术是一种集众工作，或者说，用傅先生的一个旧名词，是一种‘合众’工作。……以考古学论，若要推进这一门学问，绝不是一两个私人所能担负的。试看斯文赫定、斯坦恩等，在中亚工作的组织，他们差不多有全国家的力量在他们的背后作后盾。再就研究方面说，各部门都极端专门化了，一次发掘的收获，往往需要十数个专家整理；不然，你就得不到适当的结论。”所以李济以切身的感受，印证了傅斯年开创“集众研究”运作模式在现代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王汎森认为：“这种以集众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长时期到各地搜集史料的方式，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回顾起来，或许不觉得这种工作方式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在当时如此这般获得史料、扩充史料，的确是前所罕闻的。”这正道出了“集众研究”在现代学术视野下所具有的崭新内涵。

在史语所中，与“集众研究”同时进行的是“个人研究”。史语所学术同人之“个人研究”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利用新史料研究新课题。傅斯年开创“集众研究”的旨趣，即在通过“集众”获取个人难以索觅之新材料，进而利用“集众研究”获取的新材料，为所中“个人研究”提供大量新鲜素材。如在史语所年度的工作报告中，如是述说第一组的个人研究工作：（1）以商周遗物甲骨、陶瓦等为研究上古史的对象。（2）以敦煌材料及与此有关之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3）以内阁大库档案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所以这一年度傅斯年的研究范围界定在“中国经典时代语言的及历史的研究”；陈寅恪为“蒙古源流及敦煌材料之研究”；徐中舒为“青铜器形制花纹断代之研究并就内阁大库遗存书叶为文渊阁内阁藏书之研究”。二是根据史语所同人的研究兴趣，发挥各家所长，使之成为某一研究领域的专家。以史语所年度工作报告中历史组学人的研究为例，可以看出各研究人员之学术兴趣与治学方向：

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

陈寅恪

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研究

岑仲勉

突厥集史与元和姓纂研究

陈槃

古谶纬通纂集说

全汉昇

中古经济史研究

傅乐焕

宋辽金史研究

王崇武

明史研究

张政烺

目录版本学、金石文字、通俗文学及九经三传、楚辞注之校雠学研究

王明

道藏研究

逯钦立

古诗纪补正研究

王叔岷

庄子研究

史语所学人的治史成就，在当时学术界已获得高度认可与推崇，譬如顾颉刚在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称述：“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岑仲勉先生治唐史用力最勤，创获亦多”；全汉昇在经济史研究领域的贡献“多而重要”；“辽金史的研究，以陈述、傅乐焕两先生的成就为最大”；“关于明史的研究，以吴晗、王崇武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

“张政烺先生学问极为广博……见解均精确不易”。可知史语所的“个人研究”在现代中国史学的版图上已占据重要的阵地。

综上观之，史语所从事的“集众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扩大了史语所的学术影响力，同时通过集众研究所获取的新材料又为史语所同人的个人研究打开了无数法门，进而奠定了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与地位。这种“集众研究”与“个人研究”相辅并进的运作模式，不仅对于史语所的良性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当今学术机构的运作亦不无借鉴意义。

编辑：大眼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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