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恳 来源／ＣＳＤＮ博客
“我只是想踏踏实实做点事。”----------------张筑生
一、四川大学学习标兵
年我进入四川大学外语系，第一个听闻的人就是张筑生。当时四川大学正在大搞又红又专教育，树学习标兵，张筑生就是学校大树特树的一个典型。他的学习方面的先进事迹被大吹特吹，组织全校师生讨论、表态。我至今记得宣传材料中的几件事。一件是说他晨起坚持学外语，专心致志，以至于撞上电线杆；一件是说他从没有星期日；一件是说他从重庆到成都三年之久，居然不知道杜甫草堂、青羊宫、人民公园在何处；一件是说他来成都三年，没看过一次成都人引以为骄傲的川戏，竟然不知道周企何、陈书舫何许人也。他是年考入川大的，各科成绩皆优，尤其是数学，直可以给同班同学讲课。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一个书呆子。
二、八．二六参谋部高级参谋
张筑生，高个儿，瘦瘦的，很文静，左手悬着不动，说话很有逻辑性，不紧不慢，没有身体语言，不激动，更不张扬。第一次认识张筑生是文化大革命中，当时在八.二六团内部辩论大会上，我发表了一通极左言论，赢得阵阵掌声。有一个人坐在参谋长刘安聪旁边，腰板挺得笔直，面无表情，淡淡地说了四个字：“言过其实。”我在八.二六内是出了名的“油嘴”，当时很不高兴，很不服气，将他一军：“先生，有何高见？”他站起来，走出去了，说了一句话：“没有高见。”这个人就是张筑生，八.二六参谋部高级参谋。
参谋长刘安聪很信任他，几近于言听计从。政委江海云也很赏识他。他属于八.二六上层智囊团人物。
这以后，来往多了，我才知道他那只悬垂的左手是残废，读书、写字、洗衣服，全靠右边一只手。
很显然，他是“江派”人物。当时八.二六内已有“江派”、“游派”一说。“江派”是指以江海云、刘安聪为首，以参谋部为核心；“游派”以团长游寿星为首，以“战斗队”为核心。只不过这个派系当时并不对立，也不公开。我是“游派”人物，但刘安聪是我初中同班同学，因之我同“江派”很接近，较有感情。游寿星鬼点子很多，组织能力强，老奸巨滑；江海云表里如一，刘安聪书生气十足。这是当时八.二六内大体上的评价。
三、大联合谈判代表
文革中武斗盛行，“九大”时毛老人家一挥手：“大联合”，“团结起来”！谈何容易！放火易，灭火难。各种政治利益，各种派别，各色明的暗的争权夺利，岂能说联合就联合，说团结就团结？一句顶不了一句，更不要说一句顶一万句了。表面上的个人崇拜，极权主义，骨子里的阳奉阴违，无政府主义。几千年的专制与反专制，中华民族上演了多少闹剧？具有中国特色！但形式还得要，过场还得走。君不见我们的各色选举，多么严肃，多么本质上的荒唐？
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口头上也在叫联合。在五十军政委郑志士主持下，召开造反派“大联合”谈判。地点就在成都大慈寺，五十军军部。
八.二六派派出以参谋长刘安聪为负责人的谈判代表，张筑生和我是代表团成员。
纯属一场闹剧，哪有谈判的诚意，哪有谈判的基础，哪有谈判的氛围啊！打语录战，互相攻击，指责、漫骂，比谁的嗓子更大，比谁紧跟毛主席、中央文革更紧，比谁更革命，更极左。往往是吵一通，骂一通，不欢而散。下一次谈判继续进行。谈判中，我和另外两个人唱“花脸”，骂对方；刘安聪是领导，无论怎么样要讲点政策，显示点风度。最痛苦的莫过于张筑生，他那些逻辑推理根本没人听，他只好不说话了。有一次，他对我说：“谈不出结果，浪费时间。”去了几次，他压根儿就不参加了。凡张筑生认为无效率、无结果的事，他不做，说是“浪费生命”。
四、被逼考研究生出走
张筑生是年川大数学系毕业生，公认的数学“天才”，留校任教。到年，他已在四川大学工作十四年了，从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工作成绩、学术水平来说，他都是数学系肯定的人物，但四川大学文革后第一次评职称，他连讲师都没评上。比他资历浅、能力差的人，大多评上了。数学系领导把责任推给学校，说是学校不批，理由很简单：张筑生是“文革造反派”，何况他是八.二六参谋长刘安聪的妹夫，江海云的姻亲……诛连九族，传统如此！哪一次政治运动不秋后算账诛连九族？张筑生并不想离开四川大学，他也不在乎读研究生，何况他的妻子当时已在川大外文系作教辅工作。这次评职称伤了张筑生的自尊。有一次我到他家去，从未见过他那么不开心，他说了一句很不谦虚的话：“那些评上讲师职称的，一大半只配听我讲课！”
他只好出走了。年张筑生报考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我也被逼报考了吕叔湘的研究生。（详见《怀念吕叔湘先生》一文）说来也巧，我和他同时到了北京大学，同住在学生宿舍25栋，他住房间，我住房间。
我常到房间玩，与数学系研究生很熟。我当时任研究生文体部长，分配内部电影票，文科研究生争着要，数学系研究生几乎很少有人要。数学系研究生告诉我，说张筑生考研成绩最好。其中有一道试题，无解，题本身有问题，全国考生中，全面分析了这道题，指出无解的，就只有张筑生一个人。学校导师也承认题本身有问题，因此凡作错了的，不扣分，唯张筑生加了10分。指导教师说，张筑生的水平根本用不着来读研究生，甚至可以给研究生开课。数学系研究生对张筑生很尊重，视他一半是学友，一半是老师。
五、护美大使
张筑生醉心于数学，几乎全天在图书馆。很多研究生开的课，他大可不必去听。他有自己的研究计划。他像一部机器，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读书，什么时候散步，走哪条路，走多少时间，什么时候睡觉，准确得像一部时钟。凡他学习时间，他一般不理睬人。我只要看见他读书，立刻转身就走，话也不说一句，说了也白说。有些人到北大看望他，他一般不见。江海云的老乡，刘安聪的朋友，昔日川大的故交来看他，推脱不了，他就让我出面接待：陪他们逛北大，间或吃餐饭。特别是女孩子来了，张筑生更烦，而我却乐此不疲。数学系研究生给我封了一个官：“赴美大使”，谐音“护美大使”。
我接待过的许多知名人物中有一个叫王小白。她是四川大学外文系70级学生，江海云的老乡，外文系系花，一曲苏州评弹引来多少狂热的追求者，有许多浪漫动听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项楚也知道。她来看望张筑生，张筑生却让我陪她去逛北大，他却依然去图书馆。我陪王小白逛了两个多小时，她当然也认识我。我送走她，回复张筑生，张筑生只说了一句话：“该睡觉了。”我这“赴美大使”就是那一次民间封赠的。
但有的人来了，张筑生也不得不见。在我记忆中，三年来他见过两个人。一个是冯斗。四川大学外文系62级英语专业学生，文化大革命中八.二六派的知名人物。她真名叫冯仁芬，江海云的贴心人物，刘洁挺、张西挺的专线联络人，选入省革委办事组的得力干将。我被从政法组清理出来后，她还在省革委干了很长时间，直到刘张垮台，分配去南京部队。在清理“五.一六”时被抓起来关了一年半，查无实证，脱下军装，退回成都。还算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去电讯工程学院教书。她此次到北京是接美国到电讯的一个女教师。身心俱疲，一脸的苍桑，昔日的朝气与闯劲荡然无存。张筑生和我陪冯斗去登长城八达岭，冯斗体力很差，登了一半，走不动了。张筑生执意要走到最高点。我怕他有意外，只好陪他继续走。记得张筑生说了一句话：“不走到顶点，人生没有意义。”我回了一句：“事事要走到顶点，人生太苦，也同样没意义。”
第二天下午四点钟，我和张筑生又陪冯斗去看望温建平。温在文革中是四川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张筑生和冯斗都是力主解放温建平的人，同温校长很熟。八.二六失势后，赵拓任四川大学校长，温建平到了北京，任北京语言学院校长。到了温校长家，温指着我说：“这个同志不怎么熟悉，见过，记不起了。”冯斗介绍了我。温笑着说“久闻大名”。我说，我对温校长较了解，当年在八.二六团部，站在游寿星旁边那个人，就是我。我说了一件事，一件是批斗温建平时，温校长居然说：“如果把一个人一生的好事优点都总结起来，这个人准是个模范;如果把一个人一生的错误缺点都集中起来，这个人准是个坏蛋，不能这样看人论事！”当时很佩服这句话，至今记得，这也是我当时力主解放温建平的主要原因。
温校长很感动，他说，几十年了，不曾想还有人记得这句原话。他又问我：“第二件事呢？”我说，不太好意思细说。当时盛传延安时，温建平同聂元梓谈过恋爱。不知具体情况。传闻聂元梓叫温建平“温小弟”，不知是否属实？当年八.二六中有人向温建平出主意，要他利用这个关系，打聂元梓这张牌。温听后，严肃地说：“我同聂元梓仅是同学关系，我们都叫她聂大姐。她的确常叫我温小弟，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但并无恋爱关系，不能因为聂元梓出了名，就打她的旗号。”当时我在场，亲耳听温校长如是说。我记忆力很好，至今记得。温建平激动了，拉着我的手，连说了三个“知己、知己、知己”。
在温校长家吃了饭，匆匆回北大了。第三天，陪冯斗与那位美国女教师逛故宫，张筑生不肯去，只好由我一人作陪了。
第二个人是谭洛非。当年四川大学宣传部长，温建平很赏识他。这次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来北大看我和张筑生，希望我和张筑生陪他去拜访温建平。
星期天，我们三人又去了一趟温建平家。温校长夫人对成都赞不绝口，说成都蔬菜特别美，全世界都比不上。我真不该接着问：“哪几样蔬菜最好？”温校长夫人说了三样：摘耳根、豌豆尖、青菜头。顺理成章，她请我过年回家从成都给她带几十斤蔬菜，害得我又当了一次苦力，为了买菜，我的朋友廖晓夫妇还忙活了半天。
记忆中，张筑生似乎没有再见过其他人。
六、星期六共进晚餐
我和张筑生同住在一栋楼，一层之隔，但平日几乎很少往来。他生活、学习、工作、休息都很刻板，我的性格与他相反，受不了。在学校里，他昂首挺胸而过，腰板笔直，悬垂着那支病手，纹丝不动。除了指导教师外，他几乎不跟人打招呼，更不说客气寒喧之类的话。他从不去看什么内部电影，而我却一部不落。记忆中他只去听过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的一次音乐会。有一次碰见我和北大那个女朋友手牵手散步，他脸上毫无表情，似不认识我一样。我对那女朋友说，此人是我的好朋友，她压根儿不相信。数学系研究生李安民，也碰见过我和那个女朋友，也不打招呼，但脸上写满了窃笑。李安民现在川大工作，知名教授。年他来狮山看望我，还禁不住提起这件事。李安民热心地动员我大女儿考川大数学系研究生。当时我大女儿在重庆师范学院数学系读书。李安民还特地安排了教师专门给我女儿补课，后成为四川大学应用数学研究生。我心里很感激李安民，但没送过任何礼，其他补课的老师我都送了礼表示感谢，唯李安民我送不出手，连“谢谢”也不曾说过。李安民说：“张筑生和我是朋友、同学，你是张筑生的朋友，大家都是‘朋友’”。“朋友”一词重千斤，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从来未给李安民帮过什么忙办过什么事，朋友是不需要交换条件的，也不必说谢谢。普天之下，称得上“朋友”的，又有几人？
凡是能自己做的事，张筑生不接受别人的帮忙，很固执。一次我有事找他，他正在洗衣服。用一支手先在盆里透水，把水压干，打肥皂，揉压，清洗，再压干。我看他洗一件衣服至少是他人两倍的时间，突然有点生气了，到他的寝室里对同住的其他三位数学系的研究生说，为什么不帮帮他？太缺少同窗之情了？有一个同学冷静地对我说，你和张筑生同一个学校来的，又是朋友，你为什么不去帮他呢？我立刻转身冲进洗衣间，我说，张筑生，我来帮你洗。边说边动手。张筑生很不客气地推开我，说：“我自己能做的事，为什么要你来帮我？”他说得很肯定，很严肃，我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无精打采地又回到了房间。同寝室的几个研究生看着我，一脸冷笑：“怎么样？你怎么不帮他洗呢？不是我们不肯帮他，他压根儿拒绝帮助。别说洗衣服，就是食堂买一份菜，他从不加塞，也从不要我们代买。”自此以后，我从不提帮他做什么事。
北大三年，我和张筑生有个约定：星期六共进晚餐。大概下午五点钟，我和他去海淀区市场走一趟，散步，谈心，品评人事。然后买一斤抄手皮，一斤鲜味绞肉，回校包抄手吃。也买一点白菜、菠菜。我有一个煤油炉子，常年陪伴着我。调料很简单：酱油、红油，既当油吃，又有辣味。大多数情况下是张筑生买肉和抄手皮，我买菜和煤油。我们自己包出来的抄手好吃极了，每次都吃个精光。张筑生饭量相当好，比项楚强多了。吃完抄手，八点钟，张筑生看书去了，他没有星期六、星期天这个概念。如果他有重要事，则预先通知我，共进晚餐暂停。星期六和张筑生去海淀区散步、聊天，共进晚餐，是北大三年研究生生活中很值得回味的事。三年来，吃抄手没变过花样，别的也不会做。张筑生和项楚不同，项楚是一个很认真听你讲，但极少发表意见的人。项楚常常是不置可否，更不轻易藏丕人事，涵养极深。张筑生热情，有见解，也肯同你交谈，如果他认你作朋友。
三年来，谈了什么，大多忘了，但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七、三个半聪明人
有几次在星期六共进晚餐前的散步中谈到了聪明的问题。我说，从年进大学算起，到年止，这近二十年中，我见过三个半可说是聪明的人。张筑生问：“哪‘三个半’？”我说，第一个是我的指导老师朱德熙先生，时任北大研究生院院长，著名语言学家。他当时已六十多岁了，头脑特别清醒，思维十分敏捷，说话、讲课逻辑性很强。我有个恶习，喜欢发现别人的错漏之处，却一次也抓不出他不严密的地方，相反，让他抓住我几次失误的地方。一次，我写学年论文，习惯性地写了一句“一般说来”，朱先生问我：“在语言学研究中不用这个词。‘一般说来’是模糊概念，占百分之多少啊？特殊语言情况是什么啊？怎么解释又是什么关系啊？问题要说清楚。”我急忙辩解说：“是，这个地方没写清楚。”朱先生一下发火了：“什么叫‘没写清楚’？你已是北大研究生了，文章还写不清楚，那你就不配当北大研究生。”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胆怯地说：“那是什么问题？”朱先生说：“不是没写清楚，是没想清楚，想不清楚自然写不清楚。想不清楚，关键在研究不够，资料占有与分析不够。”我当时还颇不服气，难道你的文章都想清楚了，写清楚了？我把朱先生的论文通读了一遍，没找出一处不清楚的地方。不得不叫人佩服，而且朱先生开始是学理科的，搞语言学是改行的。这算个聪明人吧？
第二个是项楚，他不多说话，心里什么都一清二楚，干一行钻一行，皆有成就。文笔快而有深度。
第三个是你张筑生。冷静，把问题看得很透，不做无结果之事。数学我不懂，姑且不说。搞武斗时你无聊，短短几个月，你居然把音韵学搞懂了，我大学五年，出大学也有十年，项楚还给我讲过，我一直似懂非懂，直到读了研究生，学了几年现代语言学，应用国际音标，发音部位发音方法，也许才敢说基本懂了。你和项楚，公认的四川大学的两大才子，一个理科，一个文科，我是自愧不如。
张筑生无动于衷，接着问：“还有半个呢？”我说，王恳算半个聪明人。反应快，记忆力好，有自己的判断，会解决问题，一般人都说王恳聪明。但王恳胆大妄为，常干糊涂事，又不能持之以恒钻一门学问，所以顶多算半个聪明人。你说对吗？
张筑生说，什么叫聪明？很难定义。中国有个很严重的问题，看人论事评成就，只定性不定量。凡不能定量说明的问题，皆不科学。毛泽东经常只定性不定量，走入强权论辩。就说文化大革命，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为什么左派一下子又变成右派？说什么“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也是绝对化。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诸如“政治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跃进”等等。凡不能量化的理论都是伪科学。聪明，或说天才，怎么量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判断差别很大，很难统一。张筑生认为，天才，或说聪明只能以成果论之，你搞出了成就，你就是天才，你就聪明！别无他法，否则又是说不清楚的问题。
张筑生进一步说，王恳说的“三个半聪明人”只能说明王恳见识的人太少。生活中藏龙卧虎，聪明的人多着呢，还要看是否有机遇实践。张筑生说，他见过很多人，比他自己聪明得多，川大刘应明就是其中一个，数学系研究生李安民就是一个。
这以后，我不敢轻言自己“聪明”，世事未洞明，人情未练达，不断犯错误，学问一无成就，恨无地洞可钻。当年在狮山狂气十足，常和谢不谦争高论低，现在想来，也禁不住一声叹息。谢不谦可算个聪明人，望继续努力，拿出更大成就来证明自己。
八、龟兔赛跑
长期同张筑生在一起交谈，不可避免地会谈到彼此的优缺点，甚至不客气地评价朋友。项楚从不评价朋友，张筑生要发表意见，直言他的观点，只是不轻易说而已，往往是择人而言，言必中肯，有独到的见解。透露一点不太礼貌的评价，他曾不客气地评价四川大学历史系某研究生，此人在川大也是一个很知名的人物。张筑生说他“不是做学问的老实态度”。评价游寿星团长是“无产阶级政治家”，语多反意。张筑生也曾表扬过项楚，说项楚“不投机”。其实他和项楚虽然都知其名，但直接交往不多，彼此却很尊重。我喜欢社会活动，喜欢交朋友，这些人都有往来，但不敢传达这些信息。
张筑生常不客气地批评过我，评价过我。记得很清楚，他常讲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自己正是乌龟，向着目的地契而不舍始终如一地往前走，不受诱惑。他说我是兔子，猛跑一阵，一有成绩就骄傲、狂妄，“终做不成学问”。这批评很重，而我无言以对。他叫我是“花心的兔子”，我反讽他是“刻板的乌龟”。但我不敢把这句话传出去，否则，在“×司令”之外，我又多一个不光彩的外号。
张筑生说我是“有几分痞子气的知识分子”，我对项楚讲了这句话，项楚笑着说：“王恳的可爱之处就在于这几分痞子气”。我当时感到，这是项楚在夸我，肯定我。我也对我的好朋友王喜忠讲了这句话，王喜忠说：“痞子气有两种，一种叫人讨厌，低级;一种叫人喜欢，正直。王恳的痞子气基本属于后者。”至今，我一想到张筑生就想到这评价。我死之后，若有人为我写悼词，若我的悼词里能写上一句“王恳是一个正直的，有几分可爱的痞子气的知识分子”，我就含笑于九泉了，这比说我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让我高兴。
九、专业如宗教
考入北大现代汉语专业读研究生，开头两年，干劲很大，也读了不少书，听了不少课。渐渐地，不知为什么，对所学的专业既失去了兴趣，也失去了信心，很烦躁，很郁闷。不敢对学兄讲，更不敢对指导教师讲，十分彷徨，闷闷不乐。项楚来北大看我，我也没讲，我怕项楚批评我自己不珍惜用那么大的挣扎得来的成果。对专业提不起劲，这并不是怕苦怕累的问题，而是压根儿失去了热情与兴趣。我那师兄马庆株成天钻现代汉语，如今早己是南开大学博导，有杰出贡献的教授，而那时我却在读《金瓶梅》，钻研此书的写作技巧与语言风格。指导教师朱德熙似有察觉，告诫我要树立专业思想，并说“小聪明做不了学问”。我对张筑生谈了我内心的痛苦。我说，整个语言学理论都是西方的，研究方法也是西方的。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即所谓“小学”，无论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成效甚微，也不科学。中国知识分子三千年来在语言学研究上泛善可陈，多是故纸堆，貌似艰深，实则空虚。即如我的指导教师，全国语言学界泰斗，与索绪尔、布龙菲尔德比起来，也实是小巫见大巫。当然，我这些观点偏颇，但却影响了我。张筑生仔细听后，说“很危险”。他又说：“专业如宗教，你如果不是信徒，不可能持之以恒，也不可能有所作为。”我反问他：“数学那么枯燥，数学是你的宗教吗？”张筑生很肯定地回答我：“是的，我以数学为宗教，一生奉献给数学。”他说得那么认真，我不可能不信，何况他的行动己给了足够的证明。他接着说：“人世间没有枯燥的事，兴趣就是佛灯，投入就是神明，爱专业就是力量。”他讲了他的一个朋友，这就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院士刘应民。他说刘应民以反动学生的身份分到四川大学，社会、学校、周边的人，多年待他不公平，他的处境很困难。但刘应民并无自杀的念头，支撑他的力量不是那些空话大话，而是模糊数学，这就是宗教的伟大之处。我无言以对。与张筑生、项楚、刘应民、马庆株等人比起来，我很可悲，悲在没有专业，没有宗教，没有信仰。我怀疑猫大爷除权力与个人迷信之外，同样没有信仰，所以才失去了人心。到了阴间，我和他也许都是孤魂野鬼，找不到归宿。
十、张筑生谈刘应民
张筑生给我讲过刘应民的事。都是搞数学的，好像师从同一个人，有师兄弟之谊，关系很好。
刘应民是60年代初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很聪明，学习成绩突出，数学老师很喜欢他，曾许诺刘应民免试读研究生。就在刘应民毕业那一年，出事了。他被定为“反动学生”，属“内专对象”，分配到四川大学。刘应民在北大读书时有一个同学是朝鲜族人，困难时期这位仁兄吃不饱肚子又多怨气，于是从鸭绿江游泳叛逃到北朝鲜。北朝鲜审问以后，似觉无多大价值，又把他引渡回中国。他当然成了叛国分子，严加审问。没进过监狱的人，也许不知道审问是什么味，不仅要触及灵魂，往往还要触及皮肉。交代政策，攻心战，施加压力，等等手段，很少有人能挺过这一关。我是深有体会啊。
这位仁兄熬不住了，胡乱咬人，说什么刘应民支持鼓励他叛国，说什么刘应民对三面红旗不满，刘应民说过什么“困难时期饿死人”之类的反动话。即使查无实证，刘应民也就成了“反动学生”，读研深造的事化为泡影。刘应民的老师很关心他，要刘应民不要放弃数学，顽强地活下去，并承诺刘应民有事可找他。很遗憾，这位令人敬仰的老师的名字我忘了，只知道他是全国有名的数学家，北大知名教授。
刘应民到四川大学，这身份，其待遇可想而知了。世界似乎把刘应民忘了，他的孤独寂寞，没有朋友，没有交流，不被人理解。“内专对象”像一块大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职称，个人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具体细节，张筑生没讲，我也不认识刘应民，文革中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也不清楚。
刘应民几次想自杀，但死不下去。支撑他在艰难环境中活下去，不仅活下去，利用文革动乱那几年，拼命地研究模糊数学的动力，绝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也不是什么“为解放全要类而奋斗”的大志，而是宗教，这宗教就是他的专业，他的数学。难怪张筑生对我说：“专业如宗教”，原来典出刘应民。
没有人重视刘应民，也不关心他，这反而成全了他。寂寞出诗人，愤怒出成果啊！
打倒“四人帮”，小平同志复出，春天开花了。最早开花的是科技战线。召开了七千人全国科学大会。
北大那位知名教授，刘应民的老师，在大会上获重奖：他有三篇数学论文分别在美国、德国发表，震动了数学界。那位教授走上领奖台，声泪俱下，高声宣布：“这论文不是我写的，是我的学生刘应民写的。刘应民被打成反动学生，仅因为说困难时期吃不饱肚子饿死了人。刘应民在四川大学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他只好借我的名字发表，只好在国外发表……”
全场震惊。当时出席大会的有四川大学副校长，数学家柯召。柯副校长立即把情况通报了四川大学党委，一夜之间，刘应民从“反动学生”变为“革命的科学家”，从助教都不是直升为教授。中国人在外国扬名了，共产党领导有方，组织上关怀有功。荣誉接踵而至，什么政协会员，人大代表，什么副主任，科学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什么民主党成都领导人，世界模糊数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诸多头衔、荣誉，蜂拥而至，也许刘应民自己都记不全。刘应民很有感慨地对张筑生说：“我最需要帮助，最需要鼓励，最需要关怀的时候，党把我忘了，人民把我忘了，领导把我忘了，同志把我忘了。只有我老师还记得我。我最不需要荣誉的时候，各种荣誉都来了，仿佛是一种奖励。我拿这么多荣誉来干什么？有今日，何必当初啊！”
我问张筑生，刘应民当什么副主任、副校长，能有政绩吗？张筑生肯定地说，刘应民不是当官的料。为什么不可以让他安心搞学问呢？难道当官是有成就的标识吗？
我不认识刘应民，但对他很感兴趣，当时同张筑生说定，由他介绍我认识刘应民，张筑生和刘应民的“传记报告文学”一定要由我来写。后来，张筑生患鼻咽癌，我出走深圳，一直未得机会拜访刘应民。这里所记，全凭谈话记忆，不知是否有出入，请刘应民兄指正。一当有机会，我将请李安民陪同我拜访刘应民，将他的传奇述诸文字，留给后人。
十一、同张筑生谈文革
我和张筑生都是从四川大学八.二六上层来的人，又同在北大，不可能不谈到文化大革命。我的几个好朋友，皆是知名教授，颇有成就，都身为八.二六造反派，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很大差别。院士级大教授项楚，自武斗一开始，就只字不提文革，也许他想人们忘记文革中的项楚。我的政委王喜忠，全国名师，在清华、复旦、香港、台湾讲学多年，获好评。他和北大同仁所著有关生命科学的教材发行量很大，近日由黑白修订为彩版，连国外大学也来购买版权。我想写《炮轰团与泸定桥事变》征求他的意见，他不同意，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堆牛屎”理论。他对我说：“王恳，不要再提文革了，臭不可闻！干点实事，做点贡献吧！大家搞发展，大家搞和谐，何必去揭那伤疤？你我当年出生入死搞文革，动机是高尚的，现今有几个人相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相信你，年青一代不懂文革的人怀疑你，特别是你王恳！文革是一堆牛屎，让他烂在地里肥田，莫提起，提起惹一身臭！”著名作家童恩正，最早说“文革必定失败”。还远在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被揪出来前他就说“文革搞不下去了”。还在批右顷翻案风高潮时，他警告我“切不可参加”。他要我和刘安聪赶快“上岸”，“逃离文化大革命”。他后来写科幻小说与电影，不久去了美国，死在美国，遗言要“魂归中国”。张筑生同我谈文革，完全是理性的，已超然于造反派派性之上。我和他甚至排定过八.二六大事记，如围攻成都军区、一月夺权、二月逆流等事件。我们谈得较多的是文革深层次的问题，主要是三个问题，文革的起因，文革的责任，文革的灾难。特别是指导理论上的原因，关于阶级斗争必然导向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寻求自己的领袖与权威;领袖走向独裁，大搞个人迷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政治夺权斗争白热化……党、军队、体制、政府机构，红卫兵，全国人民皆成为斗争的工具。党中央已对文革作了结论，说到了毛主席的错误，说到了利用党和军队，而这笔账是记在林彪、四人帮头上的。四人帮、林彪小丑而已，真正该对文革负责任的一是指导理论，二是毛泽东本人，三是党和军队，四是体制缺乏监督与民主。具体罪责在四人帮与林彪。张筑生渴望和谐与发展，想在数学上作出成就。
十二、攻博
年张筑生硕士研究生毕业，成绩突出。四川大学希望他能回母校工作，答应尽快解决职称、住房等问题。当时张筑生的妻子刘玲玲在四川大学临时安排在外文系作教辅人员，四川大学也答应“转正”。张筑生不是意气用事的人，他对四川大学深有感情，同意回四川大学。但北京大学不放他走。为了让他留在北大，北大想出了一个高招，让张筑生继续攻读北京大学数学系博士研究生。这样，四川大学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其实，张筑生完全没有必要读博士，他已成熟了，应开始有计划地做研究工作。
就这样，张筑生成了我国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年又成了我国文革后第一届博士研究生。他是北大第一位博士生，博士证书编号为号。张筑生本来应该是中国第一位理学博士，当时北大校长张龙翔过于谨慎，这才让别的院校抢了个先。张校长后来为张筑生组织了一次隆重的博士论文答辩，有多人参加，张筑生像作数学报告，受到一致好评。可惜我不懂数学，答辩的具体内容说不清楚。
年9月，北京大学硕士、博士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张筑生作为研究生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重申了他的“专业如宗教”的信念，立志要为中国数学赶上并超越国际水平作出自己的贡献。
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五年，研究生六年，张筑生对数学的学习，整整投入了二十三年。如果问张筑生：什么是人生乐趣？什么是人生的辉煌？张筑生的回答一定是：学习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为国家作贡献是人生最大的辉煌！
年我回到了四川，这以后与张筑生见面的机会少了。仅记得他攻博期见过一面。他身体健康，颇有雄心大志。听他说，经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推荐，张筑生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并作过专题演讲。什么题目，我记不住了，那名字很怪，是一个外国人的数学疑问，他攻克了。这大学是爱因斯坦的母校啊，这是何等的殊荣！只记得张筑生很有感慨地说，中国数学界大有人在，颇有成就，与国际水平很接近。但可惜文革中落伍了，差距拉大了。宣传的什么陈景润，其实在数学上意义不大，完全是“政治造势”。去了美国，方知天外有天，别人是一日千里搞科研，我们是几十年如一日搞政治，惭愧啊，对不起国家与人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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