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科学研究的本义应该是研究宇宙中的问题，至于怎么研究，那就没有统一标准了。如果人为规定科学研究的方式，那么别人如果用新的方式来研究，就不算科学研究？岂不荒唐。可现实中这样的荒唐事就发生了，而且在高等学校。如今高校科研考核就是必须要发文章，必须要有课题——必须要搞到经费——要钱。这个荒唐的要害在于，最讲究探索精神的科学研究，竟然反对探索。高校缺钱，索性就鼓励筹资吧，何必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呢？
毛主席当年只是以一名普通编辑身份和大学老师一起探讨如何搞科研，而没有去考核别人的科研成果，这是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也只有这样，才会有那么多原创性的建设性的成果出现——此为经典道器变通。
如今那些制定科研考核标准的人士，是否该反思呢？
如今的科研考核，究竟谁是考核者？什么样的人才具备考核别人的资格呢？
本文原题《毛泽东和普通教师的通信对一般科研的启示》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大学教师的研究，如果没有立项，没有在什么杂志发表论文，就不能算科研。真是荒唐。
我们究竟怎样搞科研？看来要搞明白一点。
对于外国人怎么搞科研，我们听得多，亲眼见得少，他们那些做法当然可以参考。而对于我们自己的科研成果，尤其是那些取得科研成果的做法，是值得倍加珍惜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两弹一星”成功案例，宏观上靠的是社会主义大协作，微观上则靠的是科技人员的不为名，不为利的攻关精神！那么，还有很多一般的科研成果，它们是怎样搞出来的呢？年毛主席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普通教师的通信，或许对我们会有一些启示。
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提交会议的文章中，有一批是结合当时技术革新的发展而研究和写出的。“蚂蚁啃骨头”（小机床加工大工件），“积木式机床”，是当时引人注目的技术革新成果。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师关士续就这个问题作了分析和研究，写了《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的内部矛盾运作的规律》一文，在会上已引起注意。会后，此文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请《红旗》杂志加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写了下面这封信。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
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信末原署“毛泽东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后来改署“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九六○年十二月六日”。
这封信当然给作者很大鼓励。他的文章，转载在《红旗》年第24期上。那可是“核心的核心之核心期刊”啊！
这位老师按照信的要求写出的第二篇文章《再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红旗》在第9、10期上予以发表，还加了一个按语。按语说了前面那封信的要求，说了这篇文章的论点还可以讨论，还有不同意见，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并且表示希望：“如果每一个专业，每一个科学研究机关，每一个生产单位，都能用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矛盾的方法，抓住他们自己业务中的一个特殊性的矛盾，用一定的时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同志，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开始，到这篇文章的写成，共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的研究，那就可以预期，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将获得愈来愈多的成果，将出现更加繁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
半年以后，在《红旗》年第21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机床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综述，介绍了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这两篇文章和当时的讨论，主要的、实质的东西，是对机床发展方向的分析和预测。经过二十余年的实践，在上世纪80年代，有同志写文章，认为那两篇文章是我国从宏观上从综合上讨论技术发展战略问题的较早的文献，而这类研究正是现在应该大力提倡的。
也许毛主席当时正在研究中国机床工业的发展战略，关老师的文章引起他的共鸣，但是，老人家确实是以一个普通研究者和关老师沟通的！
首先，老人家明确表示“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这是科学研究很重要的动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其次，“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问题导向。没有问题，也就不需要研究了。
再次，研究重点是什么呢？老人家也指出来：“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
最后，研究的态度在于谦虚。你看老人家怎么说的，“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说老实话，如果按照现在的搞法，毛主席当关老师这一科研成果的鉴定专家，应该可以吧。
后来关老师评教授的时候曾将毛泽东的信附在材料中，别人就跟他开玩笑说：“老关的评语厉害呀，那是毛主席写的！”关老师调侃说：“那有什么用，直到毛主席去世，我还在当讲师！”
可见，毛主席和关老师的通信只是科学研究的一个过程，没有什么个人目的，和成果的鉴定没有直接关联，否则，那就不是科学研究了！
科研，必须有兴趣作为动力，一个不热爱科学的人，能够搞科研？
科研，必须有问题作为导向，事先就定下成果在什么时候，搞到什么程度，那不是科研，是照图加工零件。
科研，其重点可以在初期明确，也可能是逐步明确的，不能强求一定处于某种状态。
科研，每一个进步，哪怕一点点微小突破，都是成果，成果必定是水到渠成的。
科研，态度必须谦虚，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谁也不能说掌握了绝对真理！
是的，一般科研就是探索性的，凭什么搞得象加工产品那样？当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如果象现在这么搞法，能搞得出来？天知道！
我们从毛主席和关老师的通信中，至少可以得到这些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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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jixuie）题记：还有一点必须强调，毛主席实际上充当的是杂志社编辑助理的角色，这种巧妙的方式，从实际出发最有利于像关老师这样的人搞科研。如果以毛主席的名义在报上发表这封信，那就不会产生后来的效果。这就是说，毛主席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是极其严谨的。科学面前，没有等级之分，所有人都是科学探索者，不存在高低贵贱。
毛主席以身作则，不给普通科学研究者人为制造压力，让他们轻松去探索，去实践，这和对待著名科学家的办法不同。
毛主席最懂科学研究规律，老人家深悟科学之道，所以在他的引领下，我国的科学事业才能出那么多原创的，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并且那些成果都是面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毛主席在科学研究上的道器变通，无与伦比——那不是个人的研究，而是成千成万的人，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科学研究——名副其实的文化现象——毛泽东文化。
参考（直接点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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