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新和在《语文：表现与存在》创建“言语生命动力学语文教学论”时，阐释一个与叶圣陶等教育名师不同的观点，他把培育语文素养和能力的实践重心从“以阅读为中心、为本位”移动到“以写作为中心、为本位”上来。从我观察到的语文学习和我自己体验过的语文能力的生长实践中，我深以为然。

中山大学中文系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由系主任曾扬华教授领衔创建了一个本科学生必须参加的“百篇文写作训练”：每个中文系的本科生在4年8个学期中必须写完篇以上的学术文章，中文系的全体教师不论你是哪个专业的教授都必须具体指导、批阅分配到自己名下的学生的篇学术文章。完成了这样的写作任务才获得整个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学分。起初确实有些本科学生叫苦连天，但后来待学生完成了“百篇文训练”、以至是毕业后走上了工作岗位多年才回味出、感觉到这个“百篇文训练”项目对他们文学专业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形成带来了长远的效应和效用。这项用专业写作训练带动专业阅读的教改成果获得了国家级的优秀教学奖。

我有一个低我一级的老同学吕国康，30多年前我们一起在大学里创办“芳草文学社”时，我就知道他当时非常热衷于新诗的评论和研究。他写新诗、写诗评，还以诗歌文体研究做毕业论文的选题。毕业10多年后他做到了市教委的处级干部以至后来是一所高职院校的党委书记，工作有着我们完全可以想像中的忙。但有一年我在各种刊物上看到他连发了好多篇关于诗创作、诗文体、诗评论的很有学术份量的文章，我在诧异、敬佩之余问他怎么在工作如此繁忙之时还有这么多学术成果的产出。他随口回了一句既出我意料、又入他情理之中的答案：“我哪里还有时间做研究、写论文，那些文章都是原来我们读书时的课程作业和毕业论文。十多年了，我翻出来发现改改还能用。”你们可以这样想像：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作业和论文习作，十多年后改一改居然可以拿出来当学术论文发表。那么当时他在完成这些课程作业和毕业论文时，是何等地认真、精心、并广泛地开展了专业阅读、搜集了资料，他读大学时研读的资料十几年后并未过时，你能想像他当时的阅读情景吗？他当时的做作业和论文的水平已完全不能用当时的分数来衡量了——他有了一个“投篮”的目标。

我非常认同、肯定并欣赏在大学的这种“投篮”式的读书方式和做作业、写论文的态度。课程作业不要随随便便做，毕业论文也不要马马虎虎地交，把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当做自己终身受用的创新成果来经营，当作达到发表水平，能够为报刊主编审稿通过来规划，以这样精神、态度来推进、展开自己的专业阅读和资料搜集工作。我把这一条阅读的经验和写作的方式奉献给大家，回想我自己在做一个大学生和进修生时，我也是用这个“投篮的目标”来要求我的课程作业和研究论文的。

我生平第一次在省级刊物发表学术文章是在年。年我在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本科课程时，读了当时最新出版的鲁枢元的文艺学新著《文艺创作心理学》，写了一篇读书报告《探索创作心理的力作》，在进修结束时我将这篇多字的读书报告一边上交给我的导师王宝贤，一边投寄给北京的《博览群书》杂志。到年，我的这一篇进修课程的作业首次以学术文章形式刊发在《博览群书》上。

年我在武汉大学读文艺理论助教进修班，其中有一门课是李希贤老师、何国瑞老师主讲的《文艺学专题研究》，考核作业我确定的论题是《论小说创作中象征主义》，在那一年的暑假，为完成这篇课程作业，我读了一批如《象征主义理论》的西方文论著作和张承志《北方的河》等一批当代用象征主义手法写的作品，读书的时间用了3周，最后在暑假的某一天从早上8点一直写到半夜2点，共写出了字的课程作业《论小说创作中的象征主义手法》。易中天、曾庆元老师是我们这个70人的文艺理论助教进修班的副班主任，那时他们俩都还是讲师职称却担任了中文系的副主任，具体负责批改我们班的论文作业。这篇用了18小时一气呵成的字的作业，老师给了92分；第二年四川省的《当代文坛》决定采用这篇作业，但它给的版面只有字。接下来，易中天、邓晓芒老师的课是《中西比较美学》，我交的作业是字的论文《以形写神与以神写形》；何国瑞、曾庆元老师的课是《马列文论专题研究》，我交的课程论文是字的《/span手稿是如何论创作主体的？》；李希贤老师的《典型理论专题研究》课，我交的课程论文是字的《论典型的主观性本质》……这7篇作业后来都陆续发表在江西文联主办的《文艺理论家》和几家大学学报上。年我从一个青年助教晋升为讲师，我的学术业绩就是这7篇进修时写的作业而后又全部发表于省级刊物的学术论文。

年我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朱立元教授攻读文艺学硕士课程。那一年朱老师带了3个博士生、5个硕士生连我一起共9个人，每周有半天到文艺理论教研室的办公室听他讲《西方美学》的博士课程，朱老师常常是让我们9个人先讲，然后他最后才画龙点晴、高屋建瓴般地讲半个小时，评点我们每个人的发言、讲解这一周我们要读的西方美学经典的要义。课程结束时，我交给朱老师的课程论文是《西方叙述学探源》，主要是以研读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为材料、总结西方叙事学的理论与方法的一篇字的学术论文。朱老师给了90分，这篇论文后来在徐中玉老先生主编的《文艺理论研究》上发出了，成为了我在年破格晋升正教授时给专家评审的材料之一。

我现在非常怀念—年期间在武汉大学、—年期间在复旦大学的学习时光，在这2所大学学习期间，我写的所有作业（12篇课程论文），我都用“达到发表水平”来要求它，后来它们也确实陆陆续续地都在各种刊物发表了，成为我一生都受用的科研成果——我年、年分别破格晋升副教授和正教授的重要的评审材料都是“她们”。时至今日来回忆这些论文的诞生过程并不是我在这里叙述的主要目的。我想讲的关键是：回到我们前面主题，当以写为本位、为中心时它的阅读情形、它所激发的人的创造性、创新性才是我要强调的主旨。我之所以非常怀念那2年的读书生活，是因为“要达到发表水平”的压力，迫使我采用“主动阅读”的方式，精选了我的阅读书目和阅读内容，并根据自己的研究课题——创作主体的心灵构建和写作文体的历史演变——来重新认识和重新改造了阅读材料，正如李泽厚所说的，不是“六经注我”，而是“我注六经”。

珈珞山下的我们70个搞文艺理论的助教们和30个作家班的作家们，我们就某本书、某部作品、某个作家的创作，又听课、又争论；在复旦大学文科大楼的第12层的文艺理论教研组的办公室，我们9个人和朱立元老师那精彩的对谈后，我们纷纷返回南区在那间小小的博士楼的仅5个平米的小单间，借着那盏8瓦的荧光灯，我们读了多少西方文论的经典，听朱老师的老师蒋孔阳先生、贾植芳先生，听那里的王荣、郑元者、朱自荣、王昆、马驰等师兄畅谈文艺美学的各种书籍，那样的读书生活真让人怀念，记得还有一个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生，他读佛经时，是白天睡觉，晚上通霄达旦地读，这样的生活他竟过了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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