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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畅，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鸦片战争爆发后，古老的中国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历程，即现代化历程，至今已逾余年，尚未完成。伴随着社会的深刻变化，作为反映这一重大变革过程的道德时代精神的伦理学也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伦理学作为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既可以像黄昏才起飞的“密涅瓦猫头鹰”那样，发挥提炼时代精神以凝练经验的作用，也可以像黎明就啼唱的“高卢雄鸡”那样，发挥提升时代精神以预示未来的作用，但是并非必然如此。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伦理学的转换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它有时发挥了“密涅瓦猫头鹰”的作用，有时发挥了“高卢雄鸡”的作用，也在一些时段沉寂下来未能发声。然而，经历了多年的曲折过程之后，伦理学迅速走向兴盛，多年积淀的巨大理论能量得到了井喷般的迸发。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伦理学真正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队伍壮大，人才辈出，成果丰硕，影响巨大，已成为哲学诸学科的显学，其作用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公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日可待的今天，伦理学面临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在伦理学现代转换过程中，其作用没有发挥出来，主要是由于外在原因，那么，在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等优越条件的新时代，伦理学就应充分发挥“密涅瓦猫头鹰”和“高卢雄鸡”的作用。

一、现代转换过程中的四次转向?

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过程中，中国伦理学经历了从坚守传统转向就教于西方、然后转向就教于苏联、再转向就教于西方、最后又回头就教于自己的传统的四次转向，其间就教了三位“先生”：西方、苏联和传统。除第一次转向之外，其他三次转向都不是否定性的，而是超越性或扬弃性的，每一次都吸取了前一次转向的合理内容。当中国伦理学再次就教于中国传统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伦理学史、西方伦理学史（即所谓“中西马”）共同繁荣的新格局逐渐形成，随后又出现了致力于实现三者融合发展的持续努力。

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不像西方那样是由于内部原因导致的，而是外在原因打断了中国传统社会自然演进的过程，与此相应，中国社会转型也缺乏思想理论包括伦理学理论的准备。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没有伦理学名义下的伦理学研究，但伦理学像其他哲学分支以及其他学科一样一直有研究者研究，几千年积累了丰富的伦理思想，而且自汉武帝之后由皇家倡导的占据主导地位余年的儒家伦理思想。鸦片战争爆发后，儒家伦理思想的统治地位开始发生动摇，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之走向崩坍。在这混乱的70多年中，中国内部不可能生长出指引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理论，只能面向国外，从西方列强以及经过西化的近邻日本寻求理论。然而，当时迫切需要的主要是社会政治理论而非伦理理论，西方现代伦理学的引进尚未受到重视，只是伴随着社会政治理论的引进而开始有所渗入。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中没有“伦理学”一词，这个词是在日本人用汉语的“伦理学”翻译英文的ethics后而在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但是，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自觉不自觉地寻求伦理学理论的过程。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运动，其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从思想、文化、政治、道德、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向宗法王权制度和传统伦理纲常以及当时的复古势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将攻击的目标聚焦于作为维护皇权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次革命的重要意义之一是从思想文化上打破了经过汉儒修正的统治中国多年的儒家思想坚冰，主动吸取和借鉴西方现代文化，开启了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方面现代化的进程。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促使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寻求为新道德提供依据的理论，他们终于在西方找到了这种理论，这就是伦理学。

早在年，蔡振就翻译出版了保尔森（Friedrich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年，清朝学部编订名词馆编订的《辨学名词对照表》一卷中附有伦理学中英名词对照表，年我国有了第一部伦理学著作——张纯一的《世界的个人主义伦理学》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周日济、潘武编写的《伦理学大要》，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蔡振编的《中国伦理学史》。自新文化运动到年的30年中，我国出现了现代伦理学研究的第一次高峰，出版伦理学著作几十部，发表文章多篇。这些著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译介西方学者的伦理学成果，即使是国人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多以西方学者的成果为参照。在我国现代伦理学兴起过程中，西方伦理学著作的译介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译作有：杨昌济翻译的吉田静菊的《西洋伦理学史》（北京大学出版部，）,武光建翻译的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谢晋青翻译的三浦滕作的《西洋伦理学史》庆泽彭翻译的C.D.Broad的《近代五大家伦理学》向达、夏宗璞翻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等。比较重要的伦理学著作有：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张东荪的《现代伦理学》《伦理学纲要》，汪少伦的《伦理学体系：中国道德之路》黄建中的《比较伦理学》等。需要指出的是，冯友兰于－年间出版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书的合称），面向人生，联系生活，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寻找智慧，为人们的心灵寻找寄托，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探索出路。《贞元六书》是人生哲学著作，也是伦理学著作，它所构建的人生哲学体系是中国伦理学从传统到现代转换过程中第一个融本体论、知识论和伦理学为一体的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

这个时期是中国现代伦理学研究的起步阶段，成果虽然不太多，但对于伦理学从传统到现代转换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意义：首先，伦理学首次从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学科的身份，从传统的与其他学科混合的笼统的道德伦理研究转向了现代的在伦理学名义下进行的伦理道德研究。杨昌济译著的《西洋伦理学史》的出版不仅使国人知道西方有一个专门研究道德的伦理学学科，而且也为后人在伦理学名义下研究道德提供了理由和依据。其次，西方历史上的伦理学理论通过译介和讲授等方式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古希腊罗马伦理学、基督教伦理学、近现代伦理学以及禁欲主义、快乐主义、功利主义、进化论、意志主义、自我实现主义等各种伦理学说第一次亮相中国大陆，使中国知识分子眼界大开，为新生的伦理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最后，伦理学独立学科身份的获得开启了从伦理学的视野审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先河。我们不难设想，如果没有“伦理学”概念的引进，没有保尔森《伦理学原理》等著作的译介，绝不会有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的问世。今天，有不少学者指责有人用西方的学科范式审视中国传统学术，我们不敢说这种指责没有道理，但至少就伦理学而言，如果没有西方学科范式的引进，今天中国肯定不会有独立的伦理学学科，伦理学所研究的内容只能散见于“经史子集”之中。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大约30年间，我国的伦理学研究深受苏联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进行了大规模高校院系调整，受苏联影响，社会学等学科被视为“伪科学”而被撤销，伦理学也被列入其中，伦理学作为学科不复存在，也没有了研究伦理学的专业队伍。年3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机构召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伦理学问题科学会议”，讨论苏联伦理学的研究及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伦理学落后于现实生活需要问题的建议，如组建伦理学研究和教学的专门机构，在高校开设伦理学课，培养干部，还通过了苏联第一个高校马克思列宁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草案）。这一系列措施表明，苏联实际上恢复了伦理学的学科地位。借鉴苏联的做法，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率先组建伦理学教研室，教研室的教师借鉴苏联的伦理学教学大纲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并于年在《教学与研究》杂志第4、5期上公开发表。这是伦理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恢复，但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伦理学研究受到严重影响直至停滞。不过，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气氛下，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周辅成教授采取迂回方式独立开展对伦理学的学术研究。他在西方哲学史学科中设立西方伦理思想史方向，培养该方向的研究生并给本科生讲授西方伦理思想史课程，以此推动伦理学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他还编辑了《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下卷，分别于、年出版），这部著作对于后来我国伦理学界全面深入了解西方伦理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深远。

年，中国人民大学重建伦理学教研室，教研室教师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并于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校内试用教材出版，后经过修改和补充于年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这部著作也受到苏联季塔连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的影响。季氏的教材第一版是年出版的，罗国杰主编的同名教材是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更重要的是两者在主要内容、基本观点和框架结构方面是相当一致的。不过，这一次并不是直接照搬苏联教材的内容，而是在借鉴的同时直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吸取滋养。这是中国伦理学现代转换过程中发生的第二次转向，即从就教于西方转向就教于苏联，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成为我国现代伦理学发展的第二位“先生”。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这30年间，我国除了零星的西方伦理学译介和教学外几乎没有伦理学理论著作问世。罗国杰等学者主动向苏联学习借鉴，并创造性地编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在中国伦理学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该书不仅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而且是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术专著，是对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第一次理论构建，同时也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以伦理学命名的伦理学著作。”这部著作的出版以及作为全国通用教材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结束了我国道德建设缺乏伦理学理论依据的历史，其思想观点成为当代中国主流道德观。以这部著作出版为标志，中国开始有了得到相当普遍认可的伦理学理论，随之开始了伦理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给我国现代伦理学发展带来了又一次高峰，这次高峰持续了40多年，仍有方兴未艾之势。我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对西方的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西方的伦理学著作通过译介大量传入，我国的不少青年学子去西方国家留学学习西方伦理学，还有不少伦理学学者出国访学讲学、参加或组织国际会议，同时也从西方国家邀请学者来我国讲学交流和参加会议。这是我国伦理学现代化过程中经历的师从苏联之后又回过头师从西方的变化。我国伦理学这次对西方的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对西方伦理学的一切都感到新鲜，都想拿过来，可以说是一个囫囵吞枣的阶段；约10年之后，对引进的观点理论开始有所分析、鉴别和批评，这是一个理性对待的阶段；再后来就从重引进走向重对话交流，在很多中外交流的场合能够表达中国主张，这是一个对话交流的阶段。用今天流行的话说，中国伦理学对西方伦理学经历了一个跟跑阶段，现已进入并跑阶段。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译介的著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很大的除了周辅成编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外，还有罗国杰、郑文林主编的《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年以后）、万俊人主编的《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四卷本，4、5）等。

在这40多年的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伦理学界全方位学习、吸收和借鉴西方自古至今的伦理学理论，这不仅为中国伦理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提供了丰富的滋养，而且为中国伦理学的现代化提供了众多可供借鉴的方案。今天，活跃在中国伦理学界的学者大多是读着亚里士多德、康德、约翰·密尔、罗尔斯、麦金太尔等西方学者的著作成长起来的，这些学者的学术成果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的大量著作和论文的主要参考文献。在这次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伦理学学者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虚心好学的。正因为有这种甘当学生的虔诚精神，中国伦理学学者取得了真经，得到了真传，为今天中国伦理学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对西方开放，也对传统开放。我国自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一直对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伦理思想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将其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而禁止人们接触。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对传统的大门也被打开，中国传统伦理学经典著作大量出版，研究传统伦理学的队伍不断壮大，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起初，中国伦理学界实际上存在着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西方伦理学和中国传统伦理学三个阵营，其阵势类似于我国整个哲学领域中的“中西马”格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三个阵营各行其是，很难在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学科范式上达成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要对优秀传统文化实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伦理学学者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始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