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生长在陕北，十三岁时父亲调到西北政法大学教书，我们一家搬到了省会西安。

正值青春年少的我对这个车水马龙的大城市充满了好奇和向往。然而一进学校美好的希望就破灭了。八十年代初的陕北就像《平凡的世界》中描写的那样，满目黄土，贫穷落后。教育水平悬殊，功课跟不上，加上我满口的陕北话，在同学眼里简直就是个土包子。一说话就被同学们嘲笑，嘴又笨，说不过伶牙俐齿的城里孩子。受伤的自尊心加上青春期的冲动，血一上头，拳头就出去了。山里疯跑长大的孩子，天不怕，地不怕。城里这些娇生惯养的男生哪里是对手，没多久就打遍全校无敌手。打架、逃学成了家常便饭，是老师家长眼里的问题学生。初中三年一恍就过去了，学习成绩差，没能升入高中的我整日里和一帮问题少年流浪在社会上惹事生非，横行乡里。

80年代的我

一日，我和几个小兄弟在陕师大打了一夜麻将，一大早到大门口吃早点。馄饨摊人多没座位，我就坐在隔壁摊子的凳子上。不想那摊主本来就生意冷清嫉妒邻居，看我坐了他的凳子更是生气，狠狠的说：“你没长眼睛啊？不能坐这儿！”

我歪着头狠狠的瞟了摊主一眼:“老子偏要坐！”说完继续慢条斯理吃我的馄饨。我能感受到被一双愤怒的眼睛盯着，摊主脸上的横肉也似乎在颤抖。突然我眼前闪过一道蓝光，桌上的饭碗被一条套着袖套的胳膊扫落到地上，破碎的瓷片伴着热气腾腾的馄饨撒了一地。暴怒，我像是被点燃的火药桶，抄起一条拇指粗的捅火棍跳上桌子，双手紧紧握着铁棍凌空跃起，正正的对着摊主的头狠狠的劈下去。那摊主身手敏捷抓起一个凳子双手撑在头顶上，咔嚓一声折叠凳四条钢管被铁棍砸成九十度的直角。没等摊主扬起手中的折叠凳反击，我抽回铁棍照着下三路一通横扫，摊主应声倒地，几个兄弟还没轮上动手，我说“撤”，大家一哄而散。

原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晚上父亲和我被学校保卫处请去。可能是在这片儿打架太出名，被人认出来，兄弟三人用架子车推着人找来了。那摊主缩着身侧卧在车上，裹满了纱布的腿由于肿胀而变了形。小腿骨折，兄弟几个索要医药费和误工费90元，父亲二话没说赔了钱说：“实在对不起！我没把孩子教好。”90元，现在听来微不足道，可是当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或许是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积蓄。

惭愧、后悔、内疚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冲动时的毫无畏惧瞬间变成了垂头丧气。我想今夜的暴风雨会更猛烈些吧。回到家，父亲看都不看我：“跟我进来。”我低着头顺着墙边，慢慢地蹭进了书房，却不敢离父亲太近，随时准备逃跑。没想到父亲并没有发火，反而和颜悦色的说：“你很勇敢！这很好！”我有点懵，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父亲很认真地说：“你能不能打下江山？你要是觉得自己能打下江山，我就支持你打！”

一句话让我陷入了沉思，甚至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是啊，我已经十六七岁了，一天靠打架能打下江山吗？不但打不出名堂反而给家里惹来很多麻烦，难道这样能混一辈子吗？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自此，我完全脱离了一起混的兄弟们，重新找来书本，靠院儿里无为同学的帮助，考上了西安地质学院制图班开始了新的生活。学校的生活让我有了新的环境，新的同学。我也靠自己的刻苦和努力，恶补了中学的内容，完成了学业，并且找到了让我奋斗一生的目标。

回头再看，当年一起玩的兄弟们，有的进了监狱，有的葬送了青春丢了性命，经常一起厮混的三五个兄弟中有打死人的也有被别人打死的······。而我成了一名环保志愿者，用影像保护自然，成为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

在我极度逆反的青春期里，常规的说教根本不会起任何作用。是当初父亲一句话早早将我点醒，改变了我的一生。

如今那个问我能不能打下江山的人走了……

父亲裴苍龄，祖籍甘肃民勤县，祖上是明朝洪武年间中原迁驻的戍边将军。先祖生活在山西闻喜县裴柏村。这是一个神奇的裴氏村落，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7品以上的官员余位。

父亲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在家中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七、八岁时爷爷担心孩子们被国民党抓壮丁，带着全家老小离开故土躲避到甘肃和青海交界的一个偏僻村落。拖儿带女的外乡人，没房没地没粮食。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爷爷发现当地的鸡蛋比县城便宜，便挑着扁担把鸡蛋卖到县城。再从县城挑回乡下所需的日用品，赚钱为一家老小糊口。每天挑着重担走数十公里的山路辛苦至极。

虽然连最基本的温饱都难以满足，但爷爷对子女的教育非常用心，倾其所有送孩子读书。不但言传身教还撰写了《四言杂字》等著作。

父亲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几乎每年都是学校第一。初中有一次家里实在交不起学费和口粮，老师不忍心看着父亲辍学就发动全校师生捐助。

一九五六年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北大学法律系。父亲说当时家乡偏僻落后，西北大学就是他心目中的最高殿堂，后来发现以他的成绩上北大清华也没问题。两年后西北大学法律系独立出来成为西安政法学院（后来的西北政法大学）。

大学期间父亲勤奋刻苦，当其他同学刚刚起床时，父亲已经在雪地中跑完步在学校旁的烈士陵园读书了。父亲不但学习成绩优异。音、体、美也出类拔萃。拉的一手好二胡，素描惟妙惟肖。长跑、乒乓球、体操样样都行。一届运动会仅体操项目父亲就获得六个奖项，自由体操、鞍马、双杠、体操全能四项获全校第一。可惜只有单杠和吊环两个获得第二的项目留下了当时的影像。父亲当年有些体操动作已经达到国家健将级水平。

六零年父亲毕业后分配到延安地区中级法院担任审判工作，成为单位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工作中父亲兢兢业业，业务能力出众。多次纠正和改判了冤假错案，其中不乏重大的命案。几年之后，文革开始了。公检法系统被红卫兵小将们砸烂，父亲被下放到吴旗县五七干校改造。文革结束后政府安排父亲到延安地区电影公司任职。

八一年，父亲听说母校西北政法大学复校需要教职员工。就积极报名，通过试讲等考核顺利成为学校的老师。可以重新从事自己的专业，父亲非常兴奋。奋笔疾书“还我少年”四个大字挂在书案前，渴望追回流逝的年华。

从此以后父亲不旅游、不应酬、不做家务、不看电视剧和电影，周末、节假日也从不停歇，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教学和学术研究上。

九六年父亲退休后不再肩负学校的教学任务，继续科研工作是纯粹的奉献。可父亲比在职时更忙碌更充实。全身心的投入到科研和学术研究中，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很多重要的科研成果都是产生在退休后。

父亲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权威期刊上发表了余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其中有7篇在《法学研究》上发表，这一成绩在全国法学界屈指可数。有些重要观点在学术界被引用达百余次。除此之外还著有《证据学论纲》《证据法学新论》《裴苍龄文集》第一、第二卷等专著。

之前我国法学届没有证据法学这一学科，父亲的大量科研成果为中国证据学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教学中父亲率先讲授证据法学课，开创了证据法学这一全新学科。为中国的法治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没做过一件违心的事。也没说过一句谎话。记得有一次我说：“有电话找就说我不在，我睡会儿”。父亲立刻沉下脸说：“我怎么能说谎呢？”。

论文发表在专业的学术期刊上能为作者带来行业影响力、评定职称等好处，单位里的奖励也远远高于稿酬。很多作者愿意不要稿酬再私下给编辑费用来换取论文的刊发。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坚持两个原则:

1、不用论文内容之外的任何手段影响编辑。

2、刊发自己的论文必须足额支付稿酬。

“重教务学崇文尚武德业并举廉洁自律”是裴氏先祖传下来的家训，从爷爷和父亲身上我感受到裴氏先辈自强不息、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

发愤忘食、兢兢业业、怀瑾握瑜、高瞻远瞩、家国情怀是父亲的人生写照。

从个人情感上升到人类关怀，以更高的视角